王申酉被谁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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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王申酉被谁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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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册摘录第三章第五节 222～231页
   （根据傅申奇、何永全、胡安寧的採访录音，其它参考书籍和资料已有注明）
   热情洋溢的傅申奇开始物色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他改变人生的第二步，这在形式上是效仿毛泽东年轻时读书寻友的做法。七五年底，他在虹口区图书馆结识了同样愤世嫉俗的青年工人何永全和王建伟。
                   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他又来到黄浦区图书馆，打开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同时台上再放一本凯恩斯的《利息理论与货币通论》。〔01〕那个年代，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一般不对这样的书感兴趣，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人也根本看不懂这些学术名著。这实际上是傅申奇精心设计的寻友广告。於是，也来图书馆看书的上海华师大前大学生王申酉好奇的目光被捕获了。他们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就彼此推心置腹，分手时他们已约定下次再见面。
                   不久，傅约何永全，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明亮宽敞的上海图书馆与王申酉会见。那天，比傅申奇还高一点，说话的声音轻而温柔的王申酉，穿一件絳红色棉质运动服。何永全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结实得像个运动员。
   王申酉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思想，他说：「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毫无关係。毛泽东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要改变社会，首先要反对毛泽东。」傅申奇等人感到十分震惊，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上一下子无法接受。在这之前他们认为，文革的错误在於有林彪那样的背叛毛泽东的两面派阴谋家。
   王申酉以兄长的那种语气继续说下去：「你们应该有一个收音机，收听海外广播对大家了解形势很重要。我是学无线电专业的，制造一台短波收音机很容易。」他还说他有一批书籍，可以出借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关於今后的联繫和来往，王申酉要求其他人不要过多地和他联繫，因为他是被监视的人，王最后诚恳地说「我不想连累你们」。
   以后王申酉又和这两个年轻的异议人士交谈多次。据傅申奇的记忆，王申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他所见到的最完整最系统的科学理论，整体上没有其它理论可以超过它，他特别推崇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义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王申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显然局限於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人可以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王申酉曾对傅申奇表示，马克思主义被苏联、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继承者庸俗化、宗教化了。中国共產党是少数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一个农民政党，毛泽东不过是一个带军帽的农民。在国际共產主义运动中存在著封建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是封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苏联在否定斯大林之后出现的改革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在中国，随著文革派的垮台，必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
   像闪电划破了夜空，王申酉为他们揭示了一个新世界。那天的谈话后，傅申奇和何永全深信他们有了良师益友。以后，何永全和傅申奇得到王申酉给的那批书，约二十本，有汤因比的《歷史研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共自行编撰供批判用的《西方资產阶级学者看中国》，以及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是七零年王申酉和另一个「思想反动学生」，六九届中文系的史建清一起从华师大图书馆裡偷出来的。〔02〕那时，他俩都被学校当局命令不準回家，呆在学校裡接受监督和批判，当监管人不在时，偌大的华师大校园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是思想的饥饿者，那批被封存的图书早就是他们垂涏已久的猎物。
   一个没有月亮和星星的晚上，王申酉手脚并用从一个小窗口爬进图书馆，然后把书分批传给守候在外面的史建清。王喜欢的是社科类书籍，史钟意的是外国翻译小说。等全身灰尘，衣服也被扯破的王申酉狼狈地爬出来时，史已经带著大部分书籍不见了。王一怒之下就到校革会告发，结果东窗事发，全校都知道了他们偷书的事。两个朋友为了书而翻脸，由此可知书在他们心中的份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王申酉出生於一个从河南逃荒来上海的贫民家庭。六十年代，他父亲是闸北区一个机关的勤杂工，他的母亲是一家火柴厂的工人。后来他母亲因病退职，那时他父母俩的工资加起来才七十二元，却要养活六口之家。他曾经激动地在日记裡写道：「我再次呼吁，我要吃饭‥‥‥」进入大学后，他曾经为得到三元助学金而欣喜若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家太穷了。
   在中共统治下，工人的社会地位名义上提高了，被称为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除了极少数用作招牌的工人以外，大多数工人的地位和利益没有得到改善。和领取定息和高工资的前私人企业主相比，他们的工资很少，甚至比四九年前更少，所以依然陷於贫困；和当时的中共官吏比，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和威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利益，所以只要感觉和思维正常，他们应该不觉得自己做了主人翁。
   王申酉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优秀青年，很早就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和欺骗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书生气十足，对现实的凶险缺乏戒备之心。在这方面，他实在比同时代的优秀青年幼稚很多，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人家庭成份给他太多虚幻的安全感。
                   六五年，王申酉和同学们一起在崇明参加四清。有一天，他的日记被人偷看，其中流露的思想不合当局思想控制的要求，因而被视为异类。幸好文革来了，政治斗争的目标改为走资派，像他这样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则成为文革初期的动力。王一度参加红卫兵，曾批判华师大的前党委书记，也曾参加红卫兵组织「新师大公社」的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
   六八年初，「清队运动」〔03〕掀起，他大难临头。在学校物理楼的实验室裡，他曾被一个政治辅导员领著几个学生以审查的名义折磨、毒打，以后又被押送到拘留所关了一年多，罪名是书写反动日记、收听外国广播电台。
   六九年春天，他被定为有严重思想问题的学生，释放回华师大。他的同学们已经毕业，由当局分配到全国各地。偌大的校园冷冷清清，宿舍裡空空荡荡，他的衣物、被褥和生活用具都不见了，他在学校裡转了一圈，只有校园裡雪白的梔子花依然怒放。花儿又白又大，晶莹似雪。
   学校为他联繫工作，但没有单位敢接受他这样一个刚从拘留所出来的反动学生。七零年十一月他被放逐到华师大江苏省大丰县的干校，参加各种苦役：犁田、插秧、收割、挖河。干校裡有一间没人管的图书馆，裡面有许多他喜欢的书。他后来写道：「我在一年的时间裡利用业餘时间阅读了几千万字的社会科学著作，做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写钝了几个笔尖，吸干了十几瓶墨水。」〔04〕
   七二年六月，他又被从大丰农场调回华师大，整理校园裡的花草树木。七四年五月，他被派去上海奉贤县华师大所属的农场劳动。七六年二月，他的政治身份又一次改为「反革命分子」，并被调回学校参加挖防空洞。
   七三年以前，校方给他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七三年以后，改为四十八元。总的来说，学校当局对他的管理不是很严苛，因此他有时间经常到全市的图书馆看书，他在这段时间除了看了很多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还学习了外语。
   他有过爱情，前三个女朋友都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而告吹。七六年初夏，他又爱上了青年女工吴顺娣，她由於父母和其他人的反对尚且犹豫不决是否接受这份爱情。王申酉就想写封信告诉女方，中国的政局多变，自己的处境有可能很快改变。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晚上，华师大保卫组接到市革会加强戒备的通知，为了落实这一通知精神，他们决定第二天把王申酉暂时看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正在一个小房间裡埋头继续写那封特长的信。那个房间没有门锁，改装了插销，原来装锁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圆洞，外人可从那个洞观察裡面的情况。突然，有人猛烈地敲门，王面色大变，立即撕碎信件，又把碎片塞进嘴裡。嘴塞不下了，他又把一部分碎片扔进水槽，想用水冲走。这个情形被外面学校保卫组的人从那个小洞裡看到，於是他们更急著要进入。终於门被猛力撞开，一部分碎纸片落到了保卫组的手裡。他们把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作为王申酉反对当局的证据。这事被认为是当局一直警愓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天下午王申酉就被押解到区公安区关押，并於当夜接受审讯。
   面对审讯王申酉总是据理力争。一个多月后，审讯人员说，「你既然有这麼多的理由，那麼你把你的信再重新写出来。」王从报纸上已看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推断中国政局必有大变，对前途满怀信心，因此六天内写下六万字的长篇供词，直白自己真实思想。主要内容包括：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他对苏联歷史、中国歷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等等的看法。他对毛泽东褒贬参半，「充分肯定毛领导的革命，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对毛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则认为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05〕王申酉也提及「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门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改革思想」。〔06〕王申酉的这些想法是当时许多先进人士的心裡话，只是没有人公开说，更不会傻到向当局坦白。很快，这个不幸的异议人士被转到了上海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看守所。        
   七七年二月，新上台的华国锋欲杀人立威，中共发了五号和六号文件，指示全国镇压反革命分子。三月二十八日华又批转国务院三十号文件，规定「对写反革命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为了落实中央指示，不管有没有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必须杀一些人。
   王申西不幸被选中了。选中王申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上海的看守所裡没有足够多的因政治原因被关押和按当时的标準可以被杀的人。如果上海真有很多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那就轮不到王申酉。中共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落实中央指示」，这句话的意思不管中央指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地情况，下级干部也要想方设法，包括弄虚作假的方法，完成中央指出的目标。中共建政后的歷次运动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把王申酉送上死路的人是严佑民。严是个老公安，五十年代初期就在东北当公安局长，文革前，是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七五年，毛泽东下令重新啟用一些老干部，严又出任公安部副部长。七七年，严来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具体负责政法方面的工作。
   在严佑民决定之后，还要经过三个做做样子的程序。首先要由上海市委常委会开会讨论决定，然后交一些单位的群眾评议，最后开全市性的公判大会。
   当时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是市革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否参加这次常委会会议，以及会议的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资料。我们只能以通常的情况推测，通常的情况是：由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书记宣读一张事先準备好的文件，用几句话介绍每一个案子当事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以及法院的审理意见，市革会主要领导人不表示反对就算通过了。这仅仅是一个形式。后来有人根据会议召开的时间，推断出会上「平均每三、四分鐘讨论一个案子」。〔07〕这些领导人要在这麼短的时间内挨个看完一个案子的资料是不可能的，这也证明了这样的常委会议仅仅是个形式。所以，应对案子判决负责的是了解情况的严佑民，而不是其他三位比他官阶更高的中共官员。
   以下一段记载有助於证实严佑民在王申酉案中的关键作用：「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上海市高法同志到衡山宾馆去向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书记通报群眾讨论公判案件的情况，这位市委书记又说：『要狠狠杀，要严，才能刹住这个风。只要政策对头，情况明，就决心大。』」〔08〕其中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书记就是严佑民。
   王申酉案八一年被平反时，上海曾有传闻，说苏振华曾批示枪毙王申酉，以后也有人撰文表示苏振华因对此案负责。这些做法的背后是个政治阴谋，邓小平、胡耀邦因在反华国锋问题上与苏振华、叶剑英有矛盾，所以刻意要抺黑苏振华，从而客观上包庇了真正的刽子手严佑民。
   王申酉等人被押上警车，去刑场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是七七年的四月二十七日。〔09〕被枪决的前一天王申酉还在监房昏暗的灯光下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看法，字字句句都流露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二十七日那天清晨，当听到狱警的呼叫后，他抱著从家裡带来的那条单薄的棉被走出牢房，还茫然地问狱警，「是不是换监房？」
   王申酉被捕后，傅申奇一度很紧张。他们原有个约会，约在王出事的第二天，那天傅在约定地点没有等到王，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以后，傅去王申酉家门口守候多次，希望能看到王申酉从那个门裡走出来，但每次都是失望。深夜，街上没有人了，王申酉家的邻居们都已关门睡觉，他才敢上前敲门。王母简单地说了句，「王申酉出事了」，就再也不肯多说。
   傅曾担心地问何永全，王申酉会不会出卖他，向审讯人员说出他的名字？何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傅日夜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危，因为只要王申酉鬆一鬆口，向警方交代他和傅申奇的关係以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那麼傅难逃一劫。但是傅申奇一直安然无恙，连警察的面也没有见到。王申酉要出卖的话，除了傅申奇，还可以出卖很多人，但王申酉一个也没有出卖。只要他出卖一个人，从而被当局认为有悔改之心或有立功表现，他就不会死。
   王申西是个高尚的人，他的高尚不在於他的死，他的死是别人决定的，他无法逃避；也不在於他的异议思想，那是正常思考的必然结果；他的高尚仅仅体现在：最危险的关头，他没有出卖朋友，他咬著牙拼死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真实的王申酉可以在他写给他女朋友信中的一段充满真情的话中找到：「我在一家新华书店裡偶然发现，在橱窗裡暗藏著不公开出售的总理大幅遗像，我买了一张掛在写字台前，每当有空就热泪盈眶地凝视著。你不要以为我有什麼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佔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政府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然注定早已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决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10〕
           这些真切的话语足以说明王申酉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期待中共开明政治的人。在文革后期，这样的人当然很不错，称得上优秀。但是，如果以王申酉这样的思想水平为中国当时的最高水平，如果把王申酉誉为中国当代思想先驱，那麼外人会以为这麼大的中国，这麼多的中国人，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居然不存在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存在怀疑和否定中共专制统治的人，而事实上，这种人确确实实地存在，数量也不是很少。
   〔01〕        傅申奇：〈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中国的良心》第166页。原载上海《民主之声》第六期。
   〔02〕        据华师大前中共党委书记施平家在〈王申酉昭雪记〉一文中说王申酉偷书是在六八年之前；据胡安寧和何永全的回忆是在七零年。此书暂採用后一种说法。
   〔03〕        六八年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名为清查阶级队伍，实为整顿造反派，排斥异己。
   〔04〕        《王申酉文选》第216页。
   〔05〕        金鳯：〈他倒在了两个凡是的枪口下〉，《我们都经歷过的日子》。
   〔06〕        苏绍智：〈歷史悲剧不容重演──王申酉文集读后之一〉，大纪元网站。
   〔07〕        《王申酉文选》第245页。
   〔08〕        《王申酉文选》第246页。
   〔09〕        《文革受难者－关於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第408页。
   〔10〕        《王申酉文选》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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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在了“兩個凡是”的槍口下
        作者︰金鳳


當記者真是身不由己。1980年秋天，《人民日報》領導又交給我一個任務，到上海參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訪報道。

王申酉何許人也?他的案件又是怎么回事?

王申酉是工人家庭出身，1963年17歲時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物理系，學習勤奮，關心時事，立志當科學家報效國家。當時，“左”的思潮已很盛行，學校砍去第二外語和專業課程的學時，增加政治學習和下廠勞動時間。王申酉對此不滿，認為將影響專業學習，在日記中寫了出來。1965年他和同學一起下鄉參加“四清”運動，他的日記被班長偷看，報告老師。他勞動、學習俱好，要求人團。老師要他交出日記，他不肯，因而不能人團。 “文革”開始，．他同情被批判、被打倒的鄧拓、吳唅等人，在1966年6月的日記中，便寫下“文革’’這場動亂，“將使國家倒退至少十年!”他雖出身很好，但“造反派”認為他“思想反動”，不僅不讓他參加紅衛兵，還抄了他的家，把他從上初中到大學寫的日記展覽，並用皮鞭抽打他，隨后送他進監獄。他本已學了俄語、英語，在牢中又自學德語。關了兩年釋放出來，學校不給他分配工作，留校監督勞動。他又自學日語，自學專業課程，被批為“走白專道路”，把他的外語和專業書籍統統沒收。

他隨學校老師去奉賢“五七”干校勞動，大量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特別是精讀《資本論》，使他思想豁然開朗，世界觀發生根本轉變。他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中國，觀察世界。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他多方設法收集國際國內經濟材料，進行研究。

從干校回來，他雖多次請求學校分配工作，結果還是留校監督勞動。他邊勞動邊讀書邊思考當代中國種種社會問題，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滿，對周總理逝世非常悲痛，對鄧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十分稱頌，對他的被迫再次下台感到氣憤難平。1976年，他已到而立之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當女工的女朋友。姑娘很傾慕他的出眾才華，也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他給女友寫了幾十封情書，文辭優美，思想深刻，有的縱談人生理想，有的抒發對音樂藝術感受，洋洋萬言。

學校保衛科對他的戀愛橫加干涉，竟通知姑娘說王申酉“思想反動，五毒俱全”，姑娘決定與他斷交。王申酉悲憤極了，動手寫一封長信，全面介紹他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觀點，當他正寫信時，恰巧毛主席逝世。監管他的工人要搶他的信看，他不肯，□打起來，又被投進監獄。

審判員要他將被撕毀的他給女友的信重寫出來。他在六天內寫了出來，寫了六萬字，內容包括︰“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關于蘇聯歷史，關于中國歷史，關于‘文化大革命’，關于毛主席”。這就是王申酉的“自供狀”，是他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對蘇聯對中國社會諸多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他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對毛主席一分為二，充分肯定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對他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則認為有“空想社會主義”成分，對“四人幫”則輕蔑視之。他對中國的落后貧窮非常焦急，認為中國社會非變革不可，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開展對外貿易，不可再“閉國自守”等等。

審判員從他的“供狀”中斷章取義，說他惡毒攻擊“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運動，“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為彭德懷、鄧小平翻案。

他在監牢中仍攻讀馬列，以為粉碎“四人幫”了，他的苦難生涯該中止了，他夢想出獄后從事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研究工作。

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會根據當時黨中央指示，決定在“五一”前公審並鎮壓一批反革命分子，讓各區法院摸底。區法院對王申酉的判決是“死緩”，上海市法院原來同意，但法院院長怕被認為“右傾”，又改為“死刑，立即執行”。

上海市革委會領導在一天內聽取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6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他當晚還在獄中苦讀恩格斯的《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思考哲學問題並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個摘要。

1977年4月中旬，王申酉被押赴盧灣區體育館，當時有三萬人參加公審大會。他第一次聽到判決書，來不及申辯一個字，立即押赴刑場槍決，年僅31歲!

他的舅父和同學等多次為他申辯上訴，上海不少學者看了他的材料，認為他是優秀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理論上的探索所達到的高度可以說超過遼寧的張志新。張志新烈士是在“文革”中因堅持認為劉少奇無罪而被判處死刑。“文革”后乎反，各報做了大量宣傳報導。王申酉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被判死刑，事情便更顯得驚心動魄。為他平反的過程艱難曲折。有人堅決認為他雖不應被殺，也是有嚴重錯誤的。幾經周折，上海市委決定公開為他平反。報社決定公開報道，認為他是張志新式的烈士。

我趕到上海，和新華社上海分社、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上海青年報》還有《光明日報》的記者，組成聯合采訪組。

我們訪問了王申酉父母(父親是退休勤雜工人，母親是退休紡織女工，都不知道兒子已死)、哥哥、弟弟(均為工人)、女朋友(已結婚，還偷留著他的照片)，還有他生前的同學和華東師大的黨委、教師、保衛科長、和王申酉一起勞動的工人；又訪問了區委書記、公安局、區法院和高級法院的負責同志，調閱了有關王申酉的案卷，看了他的從中學至大學寫的日記、書信，多次書面檢討，並把他的日記、書信摘錄排印出來。我們還看了公審會場和行刑場所，訪問了牢房看守和執行槍決的刑警。最后拜訪了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同志。他說，為研究王申酉平反問題，市委常委先后竟開了19次會(而判他死刑立即執行只用了6分鐘!市委常委會每次會算3小時，19次會57小時，3420分鐘，是6分鐘的570倍，人間的荒唐莫過于此!)會上大抵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王申酉是張志新式人物，在理論上造詣更高，是優秀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一是認為判死刑過頭了，但他仍有嚴重錯誤；第三種意見認為王申酉應平反，但也不宜評價過高，他是勤奮學習熱愛祖國的好青年。市委采納第三種意見，決定正式為他平反，給他父母治病，在內蒙古當工人的弟弟調回上海照顧他父母。他一家幾口原住一房加一小閣樓，現在分配給他家三居室一套樓房。物質上相當優待了，但對他的評價卻不高。

我和上海幾位同行冒酷暑分工合作，寫出一萬多字長篇通訊，《光明日報》記者理由寫了報告文學。我當時還被自行車撞壞了腰，一邊治療，一邊堅持寫作。采訪寫作前后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回北京后，我還拜訪了宋季文同志(他曾任上海高院院長，把死緩改死刑立即執行)，說話間他竟哭了起來，后悔莫及!

通訊發排成小樣，送中宣部審查。中宣部領導同志在中南海接見了我，還請我吃了一頓便飯。他很客氣地說，文章寫得很好，有時代氣氛，有思想深度，文筆也很流暢。但是，因牽涉到中央領導同志(指華國鋒)，是他當時主持中央，下令嚴厲處置所謂“惡毒攻擊罪”的。上海市革委會主任蘇振華同志已去世，還有一些同志仍在，也不好辦。總之，文章雖好，還是不宜發表，“藏之名山，傳之后世”吧。這是他的原話。

兩個月的辛勞加上腰傷，都付之東流!我倒不為自己嘆息，遺憾的是王申酉這個冤案雖平反，但是不能詳盡地公開見報。而他在他寫給女友的信和獄中《供狀》(已鉛印)中，很希望將他的悲慘經歷、心路歷程寫出來，傳給后人特別是青年朋友。我手捧他的《供狀》、日記、書信，仿佛捧著一顆滾燙的心。

然而直至今天，這本王申酉用生命寫成的書稿還是靜靜地躺在我家壁櫥裡。

王申酉是1977年就義的。1987年我曾為這本書寫了一篇代序《十年生死祭》。幾經周折，本書仍未能出版。我是否可以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出版這本書，到時將寫《廿年生死祭》的代序了吧!

（原載《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