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人不如文——且看金庸华美的文笔之下

ssgo2008

人不如文——且看金庸华美的文笔之下，那个猥琐自私的灵魂
本文目录：

一、人不如文
二、金庸的三次婚姻
三、破碎的做官梦
四、与中 共反目
五、向大陆献媚
六、屡换阵营，名利双收
七、梁羽生眼中的金庸
八、贻祸后世
九、不堪品行


一、人不如文

　　做为武侠作家中的第一高手，金庸的十五部大作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享受，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自然而然地高大了起来，即使在如今这个武侠小说已然没落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人对金庸非常崇仰，以文判人，无理由地便将其视做道德楷模、正义化身。而在这撮人里面，也有从前的我。
　　然而，做为一个思想成熟的人，理应能够从偏执的个人崇拜之中超脱而出，明白所谓的“文如其人”，根本就是瞎扯淡。在这个世界上，文章里大义凛然、侠骨仁心，可现实中却阴私龌龊、猪狗不如的卑劣文人，可以说比比皆是。小说写得好，不表示作者人品好。欣赏某人的作品，也未必就要钦仰其个人，更不必像个无脑奴才一样，盲目去效仿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甚至将其每句话都当成金科玉律，深信不疑。举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如果汪精卫、吴三桂的小说写得比金庸还棒，难道我们也要去崇拜追随他们么？
　　有人说：“距离产生美”。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因为有距离，不了解，只看到某人光鲜的一面，比较盲目，人们才会去欣赏崇拜；若是看清了这个人的方方面面，了解了那些不可告人的阴暗卑污，怕是就连看也不想再看一眼了。
　　夸赞褒扬金庸小说的文章如今已然汗牛充栋，嘉许其德高望重、品行俱佳的也不在少数，笔者便不再锦上添花。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给大家展示金庸的另一面，让大家对此人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也让大家看看，在查先生情深意重、义气干云、感动了无数读者的文字下面，龟缩着怎样一个苍白、自私、孱弱、渺小的灵魂；更让大家看清楚，在这样一个文采翩翩的作家的文格底下，能够掩藏一个何等背信弃义、贪婪无止的人格。

二、金庸的三次婚姻

　　金庸一生共有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为了维系婚姻，不惜背井离乡，跟着他来到香港。然而成婚没几年，权欲熏心的金庸便不顾发妻的强烈反对，将其送回大陆的娘家，自己则跑到北京，欲谋进身之阶，二人因此离异。
　　金庸的第二次婚姻是与英伦大学新闻系的才女朱玫缔结。在《明报》创刊之初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这个能干的女子帮着他将事业撑了起来，自兼唯一的记者，变卖首饰度过难关……经过夫妻二人多年的艰辛奋斗，金庸的武侠小说渐渐名动天下，《明报》王国也从无人问津变得如日方中，金庸有了钱，有了名声，有了社会地位。就在朱玫正准备喘口气，和丈夫一道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之时，查先生对这个与自己携手达三十年，陪着自己历经坎坷的老妻失去了兴趣，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潇洒地抛妻弃子，将一个连国中都没读完的十六岁的小女孩儿揽入怀中。
　　还在为《明报》辛勤工作，尽心竭力为金庸的事业添砖加瓦的朱玫在接到金庸的离婚申请后，如同五雷轰顶，这个五十多岁的可怜女人无法接受如此突兀的噩耗，身心彻底垮了。十八岁的儿子见到母亲的惨状后，苦苦哀求父亲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后，绝望地跳楼自尽。然而这用生命做出的劝谏和恳求，却根本挽不回父亲临老入花丛的欲望。在金庸看来，拥有足够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自己，理应搂着一个青春丰泽的肉体享受余年，和年老色衰的糟糠之妻继续过下去，那根本就是糟蹋自己。
　　朱玫始终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悲观抑郁的情绪令她在几年后就死于癌症。在她离世的时候，孤孤单单，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医院甚至连死亡通知书都不知该发往何处。就在此时，查先生正陪着自己的小娇妻惬意愉快地环游世界，尽情地享受着他那灿烂光辉的崭新人生。
　　为了一己之私，令妻儿相继在痛苦绝望的情绪中殒命，对于这样的人间惨剧，好色凉薄的“金大侠”竟然丝毫不以为意，还在访谈中洋洋自得地说什么“男人嘛，总是比较浪漫”，显然对自己花心搞外遇伤害家人毫无愧意，其品操实在令人齿冷，根本就是一头斯文禽兽。将其所作所为，与他笔下那些感情真挚的人物形象一相对照，真真构成一种滑稽荒诞的尖锐讽刺。


三、破碎的做官梦

　　尽管有着出色的文笔，但金庸却并不甘于做一名寻常的作家，身具强烈为官欲的他醉心于功名，对政治极感兴趣。1949年11月，大陆和台湾对香港的铁路资产展开激烈争夺，金庸将其视为千古良机，不辞辛苦地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在《大公报》上发表，文中鼎力支持中 共，试图为自己谋求进身之阶。
　　就在这次政治投机之后不久，查良镛便抛弃发妻，辞去工作，于1950年雄心勃勃地赶赴北京，求见自己的好友——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试图在其举荐下进入外交部任职，并以此为阶走上从政道路。然而他一厢情愿的美梦很快便彻底破灭，乔冠华用一句“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拒绝了他，金庸最后只能黯然返港。

四、与中 共反目

　　在北京饱受冷落之后，从政梦碎的金庸只好另谋出路，他一面寄心于武侠小说创作，同时又开创了《明报》。此时的金庸对大陆的态度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频频在报纸和小说中攻击这个自己曾经削尖脑袋想要投靠的政权。此举一方面是基于查先生对奉行“出身论”，因而直接断送了自己在大陆政坛发展可能的大陆政治模式的不满和怨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父亲的遭遇。在那个年代，做为一位拥田3600亩，租户上百户的超级大地主，金庸的生父查枢卿自然难逃一死。在得知父亲被人民政府枪决之后，查先生对大陆的红色政权该是何等怨恨，我们并不太难想象。
　　金庸对大陆政权的敌视愈演愈烈，最终甚至对整个大陆的政治都持以否定态度，很快便从曾经身处的左翼阵营中破门而出，反戈一击，而《明报》正是他与左派思潮争论的主要平台。在“1962年逃亡潮报道”事件上，金庸与左翼阵营吵得不可开交，1964年时又因反对中国研究原子弹而与左翼报纸激烈笔战，最终彻底走到了旧日阵营的对立面。
　　1967年，“wen革”开始波及香港，大规模的工潮和游 行随之出现，当年曾经全力支持大陆的金庸此次态度明朗地站在了港府一边，并积极发表了多篇文章加以反对，因此遭到了左派的憎恨，成为香港毛左眼中的“十大汉奸”之一，而且还高踞榜首，并荣获了“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等美誉，说他“反共反华”、“亲英崇美”，《明报》也被本朝列为“反动报刊”，严加封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明报》报社被冲击破坏，金庸本人也被香港左派列为暗杀名单的前六人之一，更幸福地收到了免费的馈赠——邮包炸弹。最后，查先生不得不远避新加坡。
　　鉴于自身的遭遇，金庸愤怒地执起手中的笔，用他最犀利的武器——武侠小说来宣泄心底的愤怒，其武侠作品中的冷讽暗喻越来越辛辣尖刻，对大陆的政治和那个大搞个人崇拜的领袖百般讥刺。在他于wen革开始之后所创作的小说中，每有涉及“东、左、毛、红、朱”等字眼者，都必然会赋予灰暗的色彩，如朱长龄，如毛东珠（猪），如左冷禅。这既是出于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妒嫉心态，又取决于他个人对大陆政治的观感。


五、向大陆献媚

　　由于长期和大陆唱反调，彼此间争得你死我活，加上其作品中蕴涵着的那些政治寓意比较深刻，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直被大陆所封禁，罗湖海关的检察人员一度会盘问每个过境者是否私携了金庸小说。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金庸的骨气也在逐年下滑——为了打开大陆市场，多赚些钞票，与中 共作对半生，早就已经彻底撕破脸皮的他临到老来，居然又一次向大陆权要低了头。
　　在邓小平执掌大权之后，金庸几乎每天都会细读“新华社”电讯，对大陆政治异常关心，还在《明报》上大赞邓小平治国有方，对其“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大表钦佩，更在社评中大力主张由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还在记者面前几次大赞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1981年春，自觉已铺垫足够的金庸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要访问内地，并请求谒邓小平。对金庸小说颇为喜爱的邓接见了他，二人相谈甚欢。回到香港后，金庸在记者面前几次说道：“我相信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 共的领导地位。”“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并且马上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金庸全集》。当他听说王震很喜欢他的武侠小说之后，也马上寄了一箱到北京。
　　金庸的谦卑姿态很快便获得了回报。大陆之行后不久，他的小说便在内地开禁，销量立时激增数十倍，金钱滚滚而来，名声也陡然大噪，被远超之前数量的读者所熟知。很快，我朝又给他爹平了反，其中正误姑且不论，只是如此无原则的厚此薄彼，又让那些当年远比查枢卿拥田更少，却同样已然身在九泉之下，却大部分不得平反的中小地主们情何以堪？


六、屡换阵营，名利双收

　　金庸与我朝敌对多年，对我党更是积怨甚深，后来竟能一反常态，主动靠拢，邀宠献媚，表现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在谒见大陆高层时，照片上的金庸一脸谀态，满脸的皱纹中都弥漫着一股奴才相，不仅只字不提之前的观念对立、矛盾冲突，就连那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竟然也能一笑而罢，当真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大英雄、大豪杰。
　　由于其朝三暮四的表现，查良镛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左摇右摆的墙头草”。很多人不明白，金庸之前既然已经功成名就，誉满海内，家资巨亿，又何必为这区区五斗米去折腰？其实对于一名华语作家而言，什么香港、台湾、新加坡之类的市场都是小打小闹，进入拥有数亿人口的大陆，才是真正的王道，因此金庸的这种迫切心态其实并不太难理解。
　　更何况，除了小说的销量和声名之外，金庸靠近大陆，还能得到更大的收益。1986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金庸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的负责人，带头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不过做为大陆官方的喉舌，他的这次政治表现并不得人心，与中 共官员沟通后提出的方案遭到了港人铺天盖地的反对，金庸赶忙在《明报》上撰写社评解释，却引发了更大的不满，数十名学生游 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金庸“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当年十二月，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中通过了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引得群情汹涌，抗议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金庸为了平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上连载十二天，却仍然得不到大家的谅解。



七、梁羽生眼中的金庸

　　纵观金庸的一生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此人无疑是一个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竭力嘲讽、反对中国研究原子弹，因此而取悦了港英政府，即将倒毙的《明报》起死回生。到了60年代，金庸因大肆抨击中 共而被邀访台湾，又在媒体面前吹捧其教育部长，将这个把“南京大屠杀”修改掉的家伙说成是尊重事实的人杰，因而得到了蒋氏父子的欢心，打开了台湾市场。到了八十年代，在发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进入大陆之后，查老又与他一直痛骂的大陆政府好得如同蜜里调油……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台湾、大陆、香港、港英等数方势力间矛盾重重，冲突尖锐，金庸却能够游走其间，处处得名获利，手腕之高明实在令人又敬又佩，比之韦小宝也不遑多让。金庸能够塑造出那样的经典人物，实在并非幸致。
　　为了卖书和获取名利，金庸后半生摇来摆去，四处投奔，毫无坚持，这点遭致了很多人的鄙视，其中便包括他曾经的好友，同为武侠小说大师的梁羽生。2006年，梁羽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自己与金庸的关系：“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又说：“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上面这段话虽然含蓄隐晦，但细细一读，仍然不难看出，曾与金庸同列“三剑客”，后来却与之反目的梁羽生，对于金庸的操守是何等地鄙夷。梁自称“隐士”，称金为“国士”，说自己“不是这块材料”，是暗讽金庸太功利，与各家政府走得太近。说他“奔走海峡两岸”，是在指责金庸缺乏操守。说金庸“经常变动”，在四个时代中各有一个金庸，则是讥刺他在不同年代中的表现迥然大异，是一条“变色龙”。


八、贻祸后世

　　上面所提及的金庸的种种缺点，不过是他个人的私德问题，贻害并不太大。查良镛真正的历史罪责，是他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的小说当成歪曲历史、坑蒙群众的工具，利用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撒谎骗世，行止之间，文人的清高正直和知识分子应具的基本操守均荡然无存，根本就是文化界的耻辱。
　　为了一己私心，金庸竟公然在自己的作品中美化汉奸，吹捧满清，丑化汉人政权，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的问题，更具有了极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可以说是遗毒无穷。如果广大读者在他影响之下，都对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叛国投敌的这种行为理解包容，甚至将其视作为了百姓安乐而抛弃落后政权的义举，个个都欢天喜地等着异族入主后进行民族融合，之后共同步入幸福生活，那从此人心乖谬，忠义不存，日后再逢国难，还有谁会为国家死战沙场？
　　事实上，金庸的作品已经在事实上给了华夏的脊梁重重一击。在不知不觉间，大批读过金作的国人的气节和抵御外侮的坚执之心，都已经遭到了或多或少的磨蚀，之后还不断有人正在加入被毒害的行列，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万分忧心的事儿。
　　金庸对满清的偏袒和对历史的歪曲引起了很多正直之士的不满，对他知根知底的武侠宗匠梁羽生就曾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对他进行了谴责，指责他“正邪不分”、“是非混淆”、“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模糊了敌我观念”，将其作品说成是“不分大是大非，以致减弱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还质疑他“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烧自己胸中的块垒？”最终更谆谆告诫：“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并奉劝迷途未远的金庸早日回头。
　　梁羽生的话虽然还算客气，用的也只是劝诫的口吻，但字字句句，都是在指责金庸是伪中华，以中华之名，行满独之实，只是说得比较委婉罢了。性情明快的李敖对金庸的评价则要尖刻得多：“只有无知的人才看他的书，他在我看来只是一泡狗屎！”
　　在笔者眼中，金庸的人品虽劣，但小说写得还是相当不错地，李敖的话未免有些偏颇。我们不能因为金庸的小说写得好，就主观认为他的人品也好；同理，也不应该因人废文，轻易就否定金作的娱乐价值。赏其文，鄙其人，如是就好。

　　注：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歪曲事实，蛊惑人心的详情，笔者在“从金庸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生涯，看他的阴鹜虚伪和险恶用心”一文中已有详述，此间便不再赘言，感兴趣者可自行往观。


九、不堪品行

　　金庸为人虚伪好名，年青时曾在自己的文章里不厌其烦地反复吹嘘，说自己如何出身于名门大族，在访谈中更是几乎每次都要故作亲切地提到那个几乎没见过几次面的远房亲戚——徐志摩是自己的表哥，攀附之态溢于言表。事实上，也只有像他这样的极度虚荣之辈，才会为了将自己塑造成爱国的世家大族子弟而多次扯谎，甚至公然在《鹿鼎记》中歪曲伪造历史，将那个向清廷告密，引发“明史案”惨剧，导致血漫江南，最终还受到清廷重赏的祖先查继佐吹捧成反清义士。
　　金庸一生沽名钓誉，江郎才尽后，为了避免折损如日中天的声名，便沉湎在过去的成就之中，再不思突破进取，写新的小说，大好年华和满腹才情皆被虚掷，实在令人扼腕。如果只是单纯地固步自封，不过是个人选择，别人原不该多加置喙，可偏偏他又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搞些噱头，这就不免让人觉得太过肤浅。金庸年轻时候还装得道貌岸然，清高得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然而到了晚年，或许是觉得年龄大了，时不我待，对虚名的渴望便开始大炽，再也顾不得虚饰伪装，四处毛遂自荐，其虚伪和虚荣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时而到浙大得个名誉头衔，时而跑到华山搞个“华山论剑”，给自己“封禅”，时而又跑去少林寺，在一群庸人的追捧下当个“武林盟主”，过过干瘾……还多次在镁光灯前，用貌似谦逊淡泊的语气，暗暗地抬高自己，邀买虚名，所作所为可以说俗不可耐。而就在这些低俗的举止中，金庸也将自己哗众取宠的浅薄之态暴露在了世人之前。
　　原先查先生还在浙大混了个客座教授，时不时讲上几节历史课，滥竽充数一番，可自从那次因为历史知识太差，被学生嘘下台后，他与那三尺木桌也绝了缘，总算让大家都松了口气。失落的查先生近年来又有了新点子，把他那几部宝贝小说改来改去，试图重新吸引公众眼球，怎奈其年事已高，思维涩钝，青年时的才华和灵气早已散尽，修较出的新版《金庸全集》也在一片叫骂声中惨淡收场。听闻老查近年来又在写白话版的《中国通史》，笔者不禁忧心忡忡，思及查先生一贯具有的不诚实、恣意篡改历史等不良做派，对历史观即将遭到荼毒的下一代真是万分同情。尤其是一想到明、清两朝历史即将被歪曲成的悲惨模样，实是连呻吟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从政失败后，金庸将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到了追逐财富之上，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1年时的个人财富已在“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中排行第64位，可以说十辈子打滚挥霍也花不完。然而其人生性悭吝，对《明报》旗下的编辑和记者们极其苛刻，从来不思厚待，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二人为报社作出的贡献，亦竭力盘剥，锱铢必较。亦舒屡次提出抗议，非但无果，反倒还遭其嘲笑。如果说这不过是商业习惯，尚且无可厚非，那这个素以“侠肝义胆”自诩的“大侠”，在汶川地震后竟然分文不出，冷漠吝啬的表现非但不如那些财力虽不及他，却慷慨解囊的港台名人，甚至连那些肯拿出自己微薄零用钱的小学生都远为不如，实在是令人齿冷。不过金庸可并非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他自己，以及他那个比儿子还小的小娇妻，整日挥金如土，生活奢靡，享尽富贵，着实令人羡慕。
　　文采绝世、人品不堪，如此极端的两种特质竟能这般融洽地集于查先生一身，实在是令人感喟莫名，更让很多人自此明白，“文如其人”不过是一句荒谬绝伦的屁话，并从此变得明智起来，这倒不失为金庸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之一，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金庸的小说必然长传于世，但金庸本人，可以休矣！


　　注：本文有部分内容脱胎于网文
　　

archers

我老看此文有点扯啊，有司马迁的风格，哈哈

ROZ

此文颇有大字报风格

kaleege

吃鸡蛋就吃鸡蛋嘛，关心下蛋的老母鸡干嘛？

话说这也不就是个鸡蛋嘛，吃也挺好吃的，就是一群人非得整得好像是什么凤凰蛋似的。

baby

一些鸡毛小事，整得跟十恶不赦似的。鄙视作者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