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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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王志刚2011年06月03日10:42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重点的解放沦陷区的战略。日本投降前后，这一战略曾经在全局范围内付诸实施，但是又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迅速进行了大的调整。这一战略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也反映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阶段。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于这一战略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研究，[1]本文即试图就这个问题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解放沦陷区战略的提出和初步规划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发展和巩固农村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工作虽然也是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一直是作为根据地工作的一种配合，其工作内容主要是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时期，或者是搜集情报，向根据地提供人员和物资。194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解放沦陷区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由当时国内局势的突变引起的。

　　从1944年4月中旬起，日本以重兵40万发起了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先后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各省的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随之而来的一个多月内，国民党军队首先在河南战场出现了大溃败。

　　由于这一国民党军战场突然发生的大变动是在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全局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中央对国共力量对比和中日战争局势走向的判断都开始发生转变。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的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做的演讲中，对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出了两个设想：其一，必须把城市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二，六大提出的准备城市起义的决议，应该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以后开始实行。[2]

　　5月2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指出：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在河南一触即溃，胡宗南部也调到了河南，“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再次提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较之以往，他还第一次谈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又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

　　对于近期党的工作内容，毛泽东在报告的结尾很明确地提出：“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3

　　]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所作的这一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沦陷区工作战略的转变。1944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开始规划解放沦陷区的战略，并在全局范围内着手实施一系列新的部署。

　　一方面，中共要求各根据地立即开始重视城市工作的地位，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将其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随后，在当日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不仅要大力加强各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工作，而且要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旦时机成熟，就互相配合，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4]

　　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并调整了中央城市委员会班子，并确定城市工委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城工部为实际执行工作的机构。[5]随后，中共中央向各地中央局和分局作出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并认真配备干部，保证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6]于是，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对各自区域内直接针对的重要城市开展各种工作。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两大争取对象是千百万的工人苦力和庞大的伪军伪警；并要求每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或几个委员会专门开始工作。[7]

　　另一方面，根据豫湘桂战场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敌后战场和根据地的发展方向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

　　首先，提出了“进军河南，绾轂中原”的战略任务，要求各根据地相互配合作战，在豫西、豫东、豫南和豫皖苏地区开辟了大片的新解放区。

　　其次，从陕甘宁边区派出以359旅为主的精锐部队，并配备大量的干部，南下长途跋涉，先是与湖北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然后准备挺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同时要求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北发展，与之会师，以共同造就南方强有力的一翼。

　　第三，要求华中局派出主力部队和得力干部，南渡长江，进军苏浙皖边和浙江沿海，开辟江南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所做出的这些战略部署，主要有两个针对目标。

　　其一，针对退缩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希望在豫西、鄂西和湘粤边建立强有力的战略基地，一旦日本投降后，内战来临，即阻止国民党军东进抢夺沦陷区。中共中央预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因此，南下部队要有夺取武汉、长沙、郑州等重要城市的计划。[8]

　　其二，配合可能会到来的美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由于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军观察组已经入驻延安，而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比较中立，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有一定的信任度，因此存在着两军配合作战的可能性。8月，毛泽东指示华中局：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10月，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华中局：美军很快就有可能在杭州湾登陆，应该“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10]11月，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到了关于在沦陷区组织地下军配合美军作战的问题。[11]

　　

二、解放沦陷区战略的进一步明确

　　1945年初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沦陷区的战略。在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对于这一战略有比较多的关注和讨论。

　　七大刚召开时，中共中央对时局和未来的发展的判断是比较乐观的。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形势是好的，英、美、苏三国的团结是主要的；[12]中国面临好坏两种可能性和两个前途，从目前整个形势看，“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13]

　　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对解放沦陷区的战略也相应地做了部署。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而且，“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毛泽东还提出：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该发起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4]而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里，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准备转变”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决定工作是否转向农村或城市，现在“就需要用很大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15]

　　作为城市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彭真在大会上就沦陷区城市工作的里应外合的问题，作了更进详细的报告。他提出：“从里应外合总的力量来估计，外合的力量是收复城市的主力，内应的力量一般的应当是助力”；“而单以内应的力量来讲，工人、苦力与反正的伪军伪警是决定的力量”；其中，更以伪军伪警为工作的重点。[16]

　　关于沦陷区城市工作重点的问题，会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提出：由于重点城市重要是由日军控制，因此把重点放在组织地下军方面，夺取城市的可能性会更大。也有人提出，原则应该灵活掌握，比如在上海，就应该以工人、学生、市民作为工作的主体。

　　在解放沦陷区战略的全局中，华中地区是最重要的一环，情况复杂，变数也多。会议期间，华中方面的领导人就提出：华中任务极大，要实现“破敌收京”；从目前情况看，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力量还不够，日、伪军动向也不明，而且美军登陆后，会有很多新的变数，因此，必须立足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必要时以自卫手段对付“斯科比”式的局面。也有人提出，应该尽量控制江淮地区，以作为华中工作的根本。

　　就在七大期间，国际和国内形势又有了重要的变动。5月以后，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国内的局势却严峻起来。国民党的反共气焰非常嚣张，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倾向也逐步明朗化。这样，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出现变化。

　　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在指导方针上开始倾向于以革命战争为主解决战后问题。[17]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要有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应付困难。[18]他认为，国共两党“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他还提出，努力推动联合政府的成立，但是也要准备在当年11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19]

　　面对开始恶化的形势，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沦陷区的工作，指出：“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20] 毛泽东也一再强调，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

　　七大前后，在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中，存在着来自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外，日本和苏联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日军未来的动向，也是七大上中共领导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认为：日军总有一天会投降，日军虽然可能会投降国民党方面，但由于无路可走，被人民军队包围的日军也只能向人民军队投降。而华中方面领导人则比较谨慎一些，认为在投降前，日军有可能提前行动，解除伪军武装，就在七大召开期间，华中局还对日军作出的试探性接触作了回应，派人直接与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进行了会谈。[21]

　　苏联方面因素的重要性也开始凸现。就是在七大期间，苏联取得了对德战争的胜利，其参加远东作战的可能性也随之而出现，于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苏联对华政策的动向。毛泽东就在七大上明确表示：苏联是世界几大国中真正的领袖，[22]而“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23]

　　但是，对于苏联能否给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还是一个并不清楚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准备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此，七大的结论仍然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24]

　　自1945年6月底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开始进行的中苏谈判。但是，从目前看到的史料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得到关于谈判内容的确切信息。而相反，处于对国民党单独施加压力的考虑，苏联方面还主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不向外透露谈判情况的要求。斯大林就曾在谈判中很肯定地对宋子文说：“中苏报纸均不应登载任何有关谈判之消息”。[25]，

　　由于苏联方面的态度一直不明朗，而到了7月底，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解放区又发动了新的进攻，中共中央对时局发展的估计更加严峻起来，毛泽东在此时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宋子文赴苏谈判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26]

　　而在同时期的另一份党内指示中，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27]

　　为了尽快造成有利于中共的战略布局，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领导人，加快发展南方各根据地，并准备全面控制山东、冀鲁豫及华中地区。

　　有材料显示中共中央此时已经估计到苏联有可能将在战后支持国民党政府，但是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会达到何种程度，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如何，都是未知数。中共中央对苏联有可能妥协程度的大体估计是：其一，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28]

　　

三、解放沦陷区战略的急速实施

　　中共中央估计日本将在1946年冬失败，因此认为各根据地，尤其是南方新建立的各个新根据地可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应付届时将到来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这个估计直到1945年的8月上旬仍然没有改变。

　　但是，时局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判断。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而紧接着苏联在8月9日突然对日参战，远东的战局发生前所未有的突变。中共中央对此迅速作出反应。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目前应当动员和布置一切力量，进攻日、伪军，扩大解放区，并准备在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29]随后，朱德连续发出7道公开的延安总部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军队迅速向被包围的日伪发出通牒，如遇抗拒，则坚决消灭之。

　　这样，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进入了急速实施的阶段。

　　中共中央首先关心的重点在华中。8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给华中局的紧急指示，提出：一旦日本投降，新四军要马上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包括：集中10至15万军队，夺取徐州以及蚌埠至浦口的津浦线路段；集中7万军队，夺取芜湖以及沪宁一线，浙东军区准备夺取沪杭甬线；第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一线。同时，要求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主席和上海、南京两市长的人选，第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湖北省主席与武汉市长的人选。此外，要求新四军要有准备击退国民党军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30]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目前阶段，应集中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和资源”；“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

　　由于此时国际形势尚不明确，特别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审慎地提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将暂时取和缓态度”。对于美国方面的动向，中共中央也在密切关注，指示各地仍应准备对美军的登陆作好配合，同时要注意“斯科比”的危险性。[31]

　　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区，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力争占领的交通线和沿线城市主要在华北、山东、黄淮地区和江淮之间，并提出：平绥路西端，太原以南的同蒲路，郑州以西的陇海路及以南的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32]

　　与两日前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华中局的任务有所收缩，提出江南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广大乡村及小县城。[33]造成计划收缩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在11日要求解放区军民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且要求日伪军维持地方，不得向人民军队投降，这就给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新的变数。随后，美国也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

　　虽然局部地区的计划有所收缩，中共中央仍然坚决地依照一年多以来的既定战略来行事，全力准备解放沦陷区，争取日伪投降或消灭日伪。

　　当蒋介石于8月14日发出第一封关于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的态度很冷淡，认为蒋介石“请毛赴渝全系欺骗”。[34]同时，对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垄断受降权的企图，中共中央公开采取了坚决对抗的态度。

　　在此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全盘战略中的一个焦点所在。中共中央与华中局就发动起义、夺取上海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争论，最后导致了上海起义的决策的出台。这一过程经过了几次反复。

　　本来，中共中央已经于8月16日指示华中局暂缓执行上海起义的计划。[35]但是，由于华中局对局势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因此又于8月18日向上海市委发出了关于发动起义的指示。19日，华中局向上海市委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同日，华中局还致电中央，提出上海我方可控制的力量有20万人，力量相当强大，“且均跃跃欲试”，“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起义”。[36]结果，华中局发出的这一电文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计划，并指示“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当天，中共中央还致电晋察冀等分局，要求“对于北平、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37]

　　

四、解放沦陷区战略的迅速调整

　　然而，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以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重点的解放沦陷区战略刚刚启动，就突然作出了迅速的调整，中止夺取大城市的计划，并参加重庆谈判。这一调整速度极快，力度也相当的大，其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沦陷区内的各方力量对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不利。一方面，日本投降太快，使得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后期所实施的全局性部署尚未完成，特别是南下湘粤边的部队还未到达指定的地点，阻遏国民党军队东进的战略基地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国民党军可以迅速向沦陷区开进。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日、伪军也拒绝向人民军队投降。[38]这样，沦陷区里出现了美、蒋、日、伪互相勾结的局面，使得中国共产党原来所进行的准备争取伪军、伪警起义或者中立的工作遭遇了原来曾经估计的最坏局面。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沦陷区各方力量对比突然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夺取敌占区大城市为主的军事行动出现了很大的冒险性。

　　其次，日本投降之后，全国人心厌战，渴望和平，中间派别也正在积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执行原定的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军事行动，也有可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舆论的指责对象，在政治上产生消极后果。而如果中共中央领导人能够对蒋介石的邀请电采取积极回应的态度，主动参加重庆谈判，反而可以给自身留下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所要实施的战略与苏联的对华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冲突。由于此时苏联已经实现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已签订，因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实施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保证。对苏联来说，下一目标是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中苏交涉中，以东北接受问题为条件，实现对东北利益的独占。在苏联看来，此时中共夺取敌占区的军事行动，势必引发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从而妨碍中苏交涉的进行并危及苏联下一目标的实现。因此，苏联突然对中共的革命战略实施了干预。斯大林连续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苏联的干预对中共革命战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斯大林两封电报的问题。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究竟是哪一天发来的？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在1962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电报是8月22日或23日发来的。[39]而师哲的回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只是说明两封电报前后隔两三天。[40]但这里存在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是8月20日当天发来的，而第二封电报才是8月22日或23日发来的。[41]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就在8月20日夜24时，中共中央就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停止举行上海起义的通知。[42]而这种在军事行动上的非常罕见的突然转变，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来自某一方面的强大压力。而从当时各方因素分析，这种压力只能来自苏联。[43]而客观地讲，此时，苏联的干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

　　面对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国内政后的所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既定的解放沦陷区的战略不得不作出重大的调整。

　　8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党委、各军区发出指示，决定：改变方针，停止进攻大城市，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准备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做各项工作，争取党在城市中的地位。[44]

　　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解放沦陷区战略的实施情况首先作了总结。他指出：“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其原因，一是没有外援，苏联由于各种限制，不能援助我们；二是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毛泽东同时客观地指出：虽然没有实现事先的战略，并不是主观上的问题，不存在机会主义。

　　对于今后的方针，毛泽东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45]也就是“法国的路”、“独裁加若干民主”。会议决定周恩来先赴重庆谈判，毛泽东随后再去。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也前往重庆进行和谈。

　　8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中央局和各解放区党委，指出“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46]

　　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确立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战后方针。以之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战略的重点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次要地位，以中小城市和乡村工作为主体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所制订的解放沦陷区的战略，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对这一战略的制订、实施和调整过程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解放沦陷区的战略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中国革命长期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但是，中国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必然要面临和解决进入城市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把革命导向胜利。从这个含义上说，抗战后期解放沦陷区战略的实施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一次大的探索和发展，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一次预演。

　　第二、解放沦陷区战略演变背后所体现的特殊意义。在解放沦陷区战略的提出、明确、实施，以及迅速调整的整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正确分析各方力量对比，提出可行的战略构想，并逐步推进实施，在遇到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时，又能及时地进行调整。这些事实表明，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已经成熟，已经具备了足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从而把革命推向胜利。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把握住了中国政治未来的航向。

　　关于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对此略作简单的整理，并在个别细节上有所考证，希望学界能够有所注意，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 目前可见的专门论述，仅有唐洪森《新四军夺取宁沪杭大城市的计划及其放弃》（《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8章，《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0章。

　　有个别论文涉及了这个问题，例如苏士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占城市抗日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玄《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立及其转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有一些专著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包括《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8章，邓野《联合政府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2、3章，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7、8、9章，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章，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8章， [德]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章，以及[挪威]文立安《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4章。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5、946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7、141、142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44页。

　　[5]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46、247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19页。

　　[7]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51页。

　　[8]《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370页。

　　[9]《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37、538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8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23页。

　　[1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37页。

　　[1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47页。

　　[1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86、87、88页。

　　[1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37页。

　　[16]《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0、81页。

　　[17] 胡乔木认为战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方针政策是中共七大所确定的，“而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和平民主前途而制订的”。田玄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战后所制订的 “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即来源于七大。这种说法忽视了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判断发生的前后变化，以及根据这一变化在方针上所作的调整。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93页；田玄《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立及其转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42——144页）。

　　[1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90、192页。

　　[1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222页。

　　[20]《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218页。

　　[21] 杨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89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83页。

　　[2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97页

　　[2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9月第1版，第634页。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86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01页。

　　[28] 见《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1页）。

　　[2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15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13、214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29、230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32页。

　　[3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页。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38、223页。

　　[35]《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363页。

　　[36] 关于这一电文内容的公开部分，有两个出处，一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页；另一出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367页。两者都来源于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

　　[3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9页。

　　[38] 如1945年8月14日，中共华中局派人赴南京，试图直接与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进行有关受降问题的谈判，结果冈村宁次回避见面。见杨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7页。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01页。

　　[40]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08页。

　　[41] 章百家也曾表示过这种怀疑，认为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有在8月20日前就发给中共中央的可能性，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杨奎松则断言电报是8月20日发来的，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42]《中央关于停止举行上海起义的通知》（1945年8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运动和市民斗争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页。

　　[43] 胡乔木认为：“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02页）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4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243页。

　　[45]《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页。

　　[46]《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页。
　
( 出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

http://www.zgdsw.org.cn/GB/218997/219021/14817935.html

（责任编辑：王新玲)

osculation

这一回苏联人好心办坏事啊

ssgo2008

苏联人当然是援助了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