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會生活在封建自由和多國體系的政治生態當中,高度依賴自組織能力,因此蠻族和宗教的自組織相互刺激和支持,導致了自由社會史無前例的秩序輸出。東方教會生活在大一統帝國和官辦教會的政治生態當中,自組織能力越強反而越容易遭到損失,任何費拉化的細微改革都會獲得環境的獎勵,原始自治教會產生的秩序僅僅推遲了大一統帝國耗盡積累和出現赤字的時間。結果是阿拉伯部落和突厥部落代替日耳曼人扮演入侵蠻族,伊斯蘭教代替基督教扮演宗教改革者。
無論依據哪一種解釋,或者假定兩種解釋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敘述方式,諸夏發明都屬於日耳曼選擇,中國認同都屬於拜占庭選擇。
知識分子更可能選擇拜占庭,因為蠻族社會不需要知識分子,拜占庭宮廷秘書和史官只能由知識分子擔任,但知識分子是麵包蟲,不是麥種。首先要有麥種的播種者,然後才能允許麵包的消費者存在。當祖先留下的麵包吃完或腐敗的時候,培養麵包蟲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