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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老约翰的口琴声来自张羽魔法书00:0003:49
幸福是不可理喻的事物
幸福是为众生而竖立的十字架
——【芬兰】索德格朗
第一次进入怒江大峡谷，就被峡谷里遍布的教堂和十字架震撼，这实在是让人惊叹！在这么一个偏远的穷山恶水之地，居然密集聚居如此多的基督徒！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度！稍有地理常识都知道，怒江大峡谷的周边都是佛教盛行之地，诸如西藏、缅甸、印度、云南大理等。峡谷里的基督教到底从何而来？那些百年前漂洋过海的外国传教士怎么飘到了这里？经过百年历史的曲折动荡又如何在这里持续生长？带着这些谜一样的猜想，我终于只身踏上了怒江基督教的寻根之旅，这一去一回之间，从2014年至今已经三年，共五次进出怒江。
（一）
历史迷雾化的面孔
说到传教士，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学历的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间谍、特务、愚弄中国人民的骗子、帝国主义的先遣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被洗脑教育灌输的悲哀。回忆自己小时候看的老电影，里面的传教士通常都是穿着长袍的大胡子（呵呵，我也是大胡子），在人民面前道貌岸然，一转背就露出狡诈奸邪的眼神与坏笑（通常是底光效果），要么借慈善买卖人口，要么就是精通电台的帝国主义特务，电台——特务——传教士——形成了一组固定的、挥之不去的意象。
翻开1963年版的《傈僳族简史》（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37页，有一段对怒江传教士的描述：“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大批披着美、英、法等国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活动猖獗，在边疆和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强占土地，大量建立“教堂”以作为其侵略的掩护；仅怒江地区就有“内地会”、“圣公会”、“循道公会”、“中华基督教会”、“滇藏基督教会”及“天主教会”等六个教会，包括英、美、法、加拿大、瑞典等六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多名传教士。在怒江的重要村寨建立了二百多个教堂，强迫诱骗数以万计的群众入教。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教堂和传教士公开的成了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和情报员。”
1949年国家政权大变局，外国传教士们在1950年前后先继离开怒江，有的是自己离开的，有的是被新政府驱逐出境。也有部分死去的传教士把尸骨和坟墓永远留在了怒江大峡谷。
（二）
失忆后的传说
你知道马道民吗？
不知道
你知道马道民吗？
不知道
.......
这是我在福贡上帕镇的随机访谈
上帕镇，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马道民的传道点
但现在的上帕镇村民对这个美国人一无所知
我也没有打探到任何关于传教士马道民的任何消息。
我也曾为了探寻百年前那些传教士的踪影走过很多的山谷和村庄，期望能够得到怒江村民的直接回忆资料，但事实并不如预期那么好，大多数的怒江山民对过去传教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基督教是外国人传过来的，但却从没有见过外国人。包括很多教堂的长老、执事对从前的传教士都一无所知，甚至反过来需要我给他们讲述他们的过去历史。
普遍的历史失忆，不只是怒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失忆。尤其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记忆被铲除了，要么让历史的当事人心有戚戚，不敢也不愿意给后人讲述历史的事实。我也曾试图寻找到那些历次政治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人，但可以说无一例外的都拒绝了我的纪录片采访。一想起“信耶稣的一个也不放过”的口号，让我这个异乡人都心有余悸，何况他们呢。
然而，傈僳人和怒族人终归是起始于神话部落的民族，他们骨子里依然保留着祖先讲述神话故事的能力，在他们那里，传教士变成了一个个抽象的神话故事：传教士的眼睛能看见宝石，他们带走了山上的夜明珠。从前山上有一个湖，有一次美国传教士用手枪向湖开了几枪，湖水就慢慢没有了，变成了平地，后来被传教士修成了篮球场。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用荣格的神话心理学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神话原型——外国人的蓝眼睛和宝石的意象联结，也透露出傈僳人、怒族人对外国传教士的神话猜想；带走了山上的夜明珠，则对应了两组意象，夜明珠在东方神话里一直是魔力的象征，意指传教士用上帝替代了东方神明，另外也暗示了49年后新政权对传教士的妖魔化，新政权总是宣传传教士挖走了山上的财宝；传教士开枪把一个湖变成了平地，更是透露出傈僳人、怒族人深层次心理中对外国传教士的膜拜，似乎外国传教士具有改天换地的能力，这也印证了我上一篇文章（《神从布满尘垢的脸上升起》）中提到的傈僳人、怒族人在传教士那里找到的大哥式的庇护。怒族百岁老人阿拉（化名）做过传教士杨思慧（美）的马夫，他曾经给杨思慧送信到缅甸密支那，一路上各种关卡，包括土司的、国民党的、缅甸英军的，看到杨思慧的亲笔信都不敢怠慢，这可以看出那时的传教士在高黎贡山一带的权威地位。而且阿拉（化名）在密支那受到友好的接待，第一次看见了飞机，接待人带他登上飞机参观。傈僳人、怒族人对给传教士的权威赋予了神话英雄人物的想象。在另一个关于傈僳王的传说中，他们直接把英国传教士富能仁替代了传说中傈僳王，认为富能仁就是远古的傈僳王归来，因为这个古老传说中预言傈僳王会骑着白马归来，虽然富能仁并不一定是骑白马，但他白人的异国气息也足以让傈僳人、怒族人产生神话幻想。富能仁后来发明了傈僳文字，更是对应了傈僳神话中“丢失的书卷”的传说，傈僳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有文字的，后来丢失了，所以他们认为富能仁是带着他们祖先的文字回来的，更加地认为富能仁就是傈僳王。
到现在为止，很多傈僳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就信上帝。傈僳文里的上帝叫WU-S（音：巫萨），可以看出发明傈僳文的富能仁很了解傈僳族，当时还有个缅甸克伦族人巴东和他一起创制的傈僳文，巴东对傈僳族的原始信仰了如指掌，直接把傈僳人原始信仰中的“巫萨”改为“上帝”的意思。这一细节，也透露出富能仁后来主张的“教会本色化”的端倪。怒江基督教在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后依然复兴，和富能仁的教会本色化理念不无关系，他一开始就注重对本土传道人的培养，培养了一大批傈僳族、怒族传道人，即使在政局变化之后，没有外国传教士，这些本土传道人也能薪火相传。曾经著名的石门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49年变局后就一蹶不振，因为伯格理所属的循道公会不注重本土传道人培养，单一依靠外国教会输血，所以49年后就后继无人了。
（三）
碎片化的传教士肖像
2016年10月，经过朋友的引荐，见到了友付夺老先生。友付夺是传教士阿益打（杨思慧）和阿子打（伊丽莎白）的弟子，今年已经90岁，是活着的不多的阿益打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基本都已经去世，或者已经失忆失去讲述能力。最早知道友付夺是在一本叫《福音谷》的书里，这本书是目前为止我见到的纪录怒江最有深度的书，由摄影家林茨撰写，无论摄影还是文字都很赞，遗憾林茨先生英年早逝，没能把怒江的纪录继续进行下去。友付夺是峡谷里公认的杰出音乐指挥家，很多其它村庄教会的长老都夸奖他讲道也讲得好。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阿益打信主，由于他生性聪慧，尤其敏感于音乐，深得阿益打、阿子打的喜爱，阿益打更是手把手教会了他指挥难度比较大的《哈利路亚》、《兴起为耶稣》、《平安夜》等经典欧洲音乐。友付夺至今保留着一些过去在怒江的传教士的照片，他给我展示了这些珍贵的文献，甚是幸运。看着这些传教士的照片，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仿佛看见高山深谷中一个个由远及近的殉道者......
友付夺，傈僳族，90岁，阿益打的弟子
路阿富，傈僳族，94岁，阿益打的弟子
富能仁（阿益三）——傈僳人有时颇具诗意，他们会把普通事物诗意表达，比如把飞机说成是“飞在天上的房子”，但有时候他们又极其平实，比如把他们的傈僳王富能仁称为阿益三，因为富能仁在他家族中排行老三。富能仁，英国人，中国内地会牧师，是最早向傈僳人传教的传教士。他主导创制了傈僳文字（创建文字的另一合作者为缅甸人巴东）使傈僳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号，可以拥有自己文字翻译的《圣经》，也能够纪录传扬更多的文明。傈僳文是一种极有想象力的发明，无论是拼音化的结构，还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字型。估计全世界也没有第二种文字是把字母倒着写的，傈僳文正写二十六个字母，倒置八个字母，翻写六个字母。第一次看见傈僳文，我惊讶极了，觉得这是最赞的设计艺术，完全可以放进现代艺术范畴去考察。既具备有意味的形式，也具备实用的文字信息功能，最关键是还广泛被传播使用。50年代的时候，新政府编撰了一套新傈僳文，试图替代富能仁发明的老傈僳文，但推广不成功。据说很多傈僳族、怒族的孩子学习英语的能力很强，或许与这套文字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在我看来，富能仁和伯格理是来华传教士中成就最高的，是一个堪称伟大的人。1937年，这位伟人因疟疾逝世于云南保山。
富能仁
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其中有些字母是翻写和倒写
杨思慧（阿益打）——另一个在傈僳族教徒心目中地位很高的传教士是美国人杨思慧，他们亲切地叫他阿益打（傈僳语：大哥）。阿益打翻译了全卷本的新旧约《圣经》，还翻译创作了三百一十九首傈僳语赞美诗歌。现在飘荡在大峡谷中那些感人至深的圣歌大多数依然是阿益打时代留下的。阿益打是在怒江大峡谷呆得最久的传教士，从1927年一直生活到1949年，1949年10月，阿益打烧掉在上棉谷的房子，翻过高黎贡山去往缅甸，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对于阿益打为什么每离开一个地方就会烧掉自己住过的房子，人们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我猜测也许是阿益打预感新政府会清算他，干脆把一切痕迹烧掉。阿益打在离开前，办了最后一次圣经培训班，他对信徒们说：“红军来了，就没有机会信教了，大家以后只能在心中信了”。颇有意思的是在傈僳语的语法中，红军，翻译过来叫“兵红人”，是的，后来的红卫兵不就是“兵红人”么？。
我在采访怒江百岁老人阿亚（化名）时，她说：“我和我的表妹背过杨思慧的孩子，我背的是大儿子，表妹背的小儿子，跟着杨思慧牧师的马队从兰坪走茶马古道一直背到碧江县城（现知子罗），那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孩太可爱了”。她还说：“杨思慧牧师是个大好人，那些外面来的人说他是坏人骗子。杨牧师只是教他们学《圣经》、做好人，不要喝酒，不要偷盗，不要杀人，不要吃血”。另一位80多岁的名叫约翰的老人在我采访时回忆：“小时候和父母去上棉谷村过圣诞节时看见过阿益打，他喜欢打篮球。我还参观过阿益打的医务室，共有十八个隔断（笔者加：可以看出已经有很简单分科分区）”。怒族学者九十五岁的窦桂生（已故）回忆：“当时很多人都目睹了美国空军给阿益打空投物资，飞机不停地在天上盘旋寻找目标，阿益打在地上铺了几张白纸，在阳光下白纸有强烈的反光，飞机朝着白纸反光的地方投下物资”。空投物资到底是什么时间，老人们记忆都模糊了，也许是抗战时的驼峰航线时期，也许是国共内战时期。窦桂生老人还回忆阿益打在上棉谷村居住时，他帮阿益达写过租地合同，租地用于盖教堂和住房，这一细节证明了后来那些“兵红人”说阿益打强征土地修建教堂纯属无稽之谈。
阿益打（杨思慧）
伊丽莎白（阿子打）——“星星是一个活在地图之外的人”。同在怒江传教的杨宓贵灵（美籍加拿大）在回忆录把伊丽莎白起了个绰号叫星星。她确实是个活在地图之外的人，几乎被全世界遗忘，她就像山那边的一颗星星，没人看见，但却一直悬挂在高黎贡山的上空。她的坟墓孤单地屹立在高黎贡山的某个山顶，历经风雨以及人为的破坏，一直到2007年重建，只找到了几根剩余的骨头。
伊丽莎白是杨思慧牧师的夫人，既是医生，也是牧师，1943年因病逝世于里吾底村。因为人特别善良，特别热爱傈僳族人，所以傈僳族人亲切地叫她阿子打（傈僳语：大姐）。听了许多关于阿子打的故事，我写下了一首题为《阿子打》的诗：
有一天
红小鬼们挖开你的坟墓
没有找到电台
却拔走了你骷髅的金牙
他们说你是间谍
你确实是灵魂的间谍
你侦查到傈僳人的软弱
你要让他们得生命
你甚至侦查到妇女的月经
教她们科学的生理知识
信教的人死了
你哭泣祷告
不信教的人死了
你也哭泣祷告
你死的时候
老人
小孩
没有不哭的
他们记不住洋人的名字
都叫你阿子打（傈僳语：大姐）
阿子打（伊丽莎白）
阿子打墓地
杨志英与杨宓贵灵——杨宓贵灵（美籍加拿大）在回忆录里写到：抗日战争时，因为腾冲沦陷，日寇进攻怒江，为了安全撤退到大理。在大理，她和丈夫杨志英（美籍英国人）突然受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将军的邀请，后来宋希濂将军委任杨志英牧师为中国远征军顾问，因为杨志英牧师熟悉怒江的一切道路和风土人情。当时，日寇因为无法渡过怒江，也试图沿着怒江北上，争夺怒江北上的要隘和沿途民心成为中日两军的重中之重。在云南作家朱发德编辑的《滇西基督教史》也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载。那时的怒江教会在杨志英的组织下，还营救了很多坠机的飞虎队战士。无独有偶，我在考察传教士之路时，发现中国远征军第九师撤退的路线有一段路就是一条传教士之路，没有史料佐证，我也只是猜测是否与杨志英牧师做顾问有关。正是因为他们和宋希濂有过接触，充当过远征军顾问，所以这对传教士夫妇被后来的新政权彻底否定，扣上敌特的帽子。
杨志英与杨宓贵灵在怒江教会的主要工作是在泸水县麻栗坪办雨季圣经学校，培养了许多傈僳族、怒族、彝族等本土传道人，正是这些籍籍无名的本土传道人把信仰的薪火延续到现在。
杨志英、杨宓贵灵
在怒江时，我徒步登上碧罗雪山，惊叹道路的艰辛与无限的美景，同时被刺骨的寒风吹得颤抖不已。后来，看杨宓贵灵的回忆录，她讲述了1949年逃离怒江翻越高黎贡雪山的情景，对照我的雪山经历，仿佛我身临其境，看见她在雪山上艰难的逃亡，狂风、暴雨、风雪、磨破的鞋......寒冷的长夜几乎就是死亡之夜，活过来就有了希望之光。他们肯定料到了新政权会染红上帝，但可能他们没料到，他们培养的那些本土传道人用生命、用堆砌的肉身穿越死亡的幽谷，熬过了一次次政治浩劫，将信仰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劫后余生的山谷。
2017/3/31
张羽于成都
发表于 2019-10-18 09: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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