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贿选案

万得福

堪称中国贿选“天字一号案”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引发中南海高层震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处理该案。这是全国人大12年来首次召开临时会议，其蕴含的意义非同寻常。张德江在会上措辞极为严厉，连用三个“挑战”和两个“底线”来形容贿选事件的严重性，称“这突破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挑战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辽宁贿选案案情严重程度史所罕见，该省人大常委会过半人数被查，已无法正常履职。在人大代表成为官员护身符的背景下，辽宁人大腐败绝非孤例。中共狠查辽宁贿选案，可能是揭开各地人大黑幕的序章。

创纪录的辽宁贿选案

辽宁贿选案让张德江震怒，是因为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纪录。这是中共执政之后，人大系统第一次发现省级层面的大范围腐败，也是已揭露的人大腐败案中，涉及人数最多、层次最高的贿选案。贿选发生之后，时隔近4年才案情大白，案件隐藏的时间最久。


辽宁贿选案涉及范围广泛，因贿选而被查出的人大代表数量众多。由辽宁产生的中国人大代表共102名，已经查明贿选并取消资格的人大代表即有45名。这意味着，辽宁近半数人大代表丧失资格，其影响已经不局限于辽宁一省，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全国人大。

辽宁省省级人大代表共有619名，涉嫌贿选的523名，有85%的辽宁省人大代表卷入贿选案。这种“一锅端”式的选举丑闻，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少见。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共有62人，因贿选被停止人大代表资格的超过38人。因为人数凑不足半数，辽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已无法召开会议，事实上接近解散。

2014年的湖南贿选案曾震惊中国。衡阳选举产生的76名省级人大代表中，至少56人因贿选而当选。这一贿选案让习近平震怒，一连发出“衡阳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这些人的良知到哪儿去了？”等六个质问。但衡阳贿选案比起辽宁贿选案，从级别到涉案范围都不可同日而语，俨然是小巫见大巫。分析认为，习近平等高层近期很可能针对辽宁贿选案发声，贿选风波将进一步发酵。

张德江在会议上说，“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这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坊间传言，辽宁贿选案让高层震怒，下令无论涉及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现在贿选案涉及的范围，已经延伸到辽宁省委、省人大、省发改委、省法院以及大连、鞍山、朝阳等地。随着案件的深入，辽宁会有更多的地区和部门卷入贿选风波。

辽宁案绝非孤例

辽宁贿选案触目惊心，但这并非孤例，而是中国更大范围内人大腐败的冰山一角。无论是衡阳、邵阳贿选案，还是朱思宜两千万买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案，都只是少数被踢爆的案例，还未曝光的人大选举腐败，才是辽宁贿选案背后更大的黑幕。

贿选在中国普遍存在，首先是因为人大代表具有“护身符”性质。中共为保护人大代表的提案权和发言权，规定执法机关拘留、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过同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却成了商人追逐人大代表职位的最大原因。有关人大代表不能直接被司法机关抓捕的法律规定，竟成为一些不法商人用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护身符”。此次辽宁贿选案，45名因贿选被查的中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商人，便体现出这一点。

贿选的出现，还因为中国人大制度上的漏洞和实践中的不规范。中国现行的五级人大代表制度中，县乡两级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设区的市级、省级和全国级别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级别繁多的人大机构和间接选举的规定，让市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沦为小群体的圈子内游戏。兼之媒体和社会对人大代表选举毫无监督力，这造成高级别人大代表选举腐败多发。

县乡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更是沦为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腐败源”之一。中共规定，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必须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推荐，或者十位以上选民联合推荐。但由于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实际上都受中共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人大代表往往由地方官员直接指定，这为腐败提供了土壤。民间选民联合推荐的候选人，例如刘萍、李思华等人，则被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

出现腐败行为的，也许不只是存在于人大选举中。政协委员的选举，甚至是党代会的选举，都有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制度漏洞与媒体监管的不足，让人大、政协的选举，从基层开始便沦落为政商交易的集中所在地。现实当中，企业家和名人充斥人大、政协会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尽管人大代表选举腐败已经呈多发态势，但中共高层对此并未有过多干预。习近平上台之后，先是湖南继而辽宁，各级人大的反腐呈加速之势，并且具有一查到底的趋势。本届中共高层可能会对人大选举的黑幕动“大手术”，以割除人大选举中的腐败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