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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序 撰稿/ 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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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 20:40: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理性选民的神话》序
撰稿/ 薛兆丰

载于2010年11月29日《经济观察报》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 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
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 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
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如最低工资 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 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 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第一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 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
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 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的缘故。”
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乐 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
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 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到了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面。

第二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的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 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
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结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政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经济政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 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 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

第三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阶段。以威特曼(Donald 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 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威特曼在1995年出
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威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 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 的消费者。

这个机制一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 心,就说明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 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 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

第四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 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
把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 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突破口出现在1997年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 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
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 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
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政议政,不是因为自己 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
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 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
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老百姓就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 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职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职业经济学家则视之为手段。这解 释了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
反市场偏见——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老百姓普遍不以为然。这解释了 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行其道的现象。
悲观偏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老百姓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 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

卡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 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蒙受股市上的亏损。然而,人们如
果在政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侪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 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政策之
苦”的积极性。

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 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政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
顾低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黄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 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 人们这种在言论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要减少“理性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 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

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 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
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 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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