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你当年如何反洗脑，如何消解高中政治课的余毒？我不禁苦笑。高中三年，我一直畏政治如虎狼，高考五门课，惟政治成绩最差。然而，即便不曾深入门径，依旧受其荼毒：我在大二之前，都是辩证法的虔诚信徒。好在比起大多数同代人，我中毒尚浅，消毒工作相对简易——据我的经验，一是读胡适、王小波等，不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道理，更要看他们怎样说理；二是学一门逻辑课，若读法学专业，则十分便宜，记得法学院都开设“司法逻辑”或“法律逻辑”课程，学完这门课，可试用逻辑之刀解构政治教科书上的宏大理论与话语，一刀见血，刀到病除，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几乎毫无逻辑可言。这第二点经验，其实包容了第一点，胡适、王小波说理的力量，恰恰在于其严守逻辑。所以若由我现身说法，药方只有一剂：逻辑。
说到逻辑，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名言：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中国逻辑；因为严格来讲，后者并不配称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中国逻辑到底是什么玩意？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缜密，却更具体，所指更为鲜明。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便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便谓：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损伤。扪心自问，我亦不敢说自己健全，所以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点，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国”，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这正可以回答，逻辑为什么重要。
发表于 2015-5-6 2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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