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先进分子为何选马克思主义

sunnybaby

　　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者论坛)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紧密相关。事实上，五四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时人周德之对此曾有形象描述：“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在众多“主义”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要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给左右碰壁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加上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与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使中国先进分子更加向往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当时就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于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此，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对其充满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描述，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当时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此时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出了问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对当时召开国会有过这样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高调。这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就连陈独秀都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然而，巴黎和会不仅完全无理否决了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残酷现实。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