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懒散的新疆人——汉族知识分子眼中的新疆人

唐阿彻

【提要：在部分内地汉人眼中，疆人好吃懒做、竞争力弱。但在作者眼中，疆人散漫、豪放的天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那种随遇而安、崇尚自然的民族个性更是具有极强的生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反衬着“耗尽资源求发展”的增长模式的重大缺失。】

曾几何时，新疆生长者大都自豪於疆人身份，如今“新疆人”却几乎成了小偷、懒人、暴力恐怖分子的代名词。三污名中懒人贬义最轻，但却似是“三位一体”的核心。其逻辑为：因疆人好吃懒做，勤劳竞争不成，所以不是偷，就是强买强卖天价切糕；再不行乾脆就砍就杀，想赶走可恶的内地汉人，独拥天赐物产，坐收石油红利。

此种逻辑当然荒唐，但静心思之，我们新疆人好像的确不甚勤快。一河南籍的学生曾问：为何他们村子的农民到南疆种地都发了财，而维人却跑到内地卖羊肉串，搞盗窃？

新疆人的懒散与豪放

一位同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哈萨克牧民虽自古就游牧於西域大地，但却生性散淡，缺乏经济头脑。多几头羊，就拿到市场换酒，闲下来就跳舞、唱歌。後有江苏来的盲流求雇助牧，且与雇主谈定，以公母搭配的羊羔折抵工钱。几年後，一茬茬不断繁殖的母羊，使江苏盲流有了自己的羊群，不再受雇，且不断收购原哈萨克雇主的多余羊只，以方便他们换钱买酒。再几年後，原来的雇主成了前盲流的雇工。他们亦要求以羊羔折抵工钱，自然未果。另一个有点像是续篇的故事说，因退牧还草，政府给哈萨克牧民钱，让其到市场上去买采矿、淘金工具，但钱一到手，就被换酒喝了。政府无奈，又出资帮助他们先买好工具，让其第二天去矿山上班，但当天晚上，工具又被换成钱再换成酒喝掉了。於是政府只好再次买好工具，并派专车将他们拉到工地上班，但一个晚上过後，人连同工具都又跑光了。

若说牧民故事太像发达者的虚构，那麽以我之新疆经验，的确可以举出大把疆人懒之事例。例如在单位，同事私下常会抱怨，“民族同志”（无意识所指基本为维吾尔、哈萨克）既笨又懒，啥事情都靠不住，还总讨要待遇。以时髦理论评价就是，皆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之祸。

不仅民族同志一般好像都懒，新疆汉人似也不比内地人勤快。记得儿时，家里请一木匠打五斗橱，那位师傅又高又壮，颇有产业工人之范。他饭量大、脾气大，抽烟、喝酒还要吃肉。干活的动静不小，但就是不出活。一周还吃不上一顿肉的我，羡慕得直想长大能成一木匠。改革开放後，江淅一带的木匠开始到内地讨生活。这些人个头矮小，但却手艺精湛，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不抽烟、不喝酒、伙食一点也不讲究，而且饭还吃得很少，常会让新疆雇主担心他们吃不饱。江浙师傅成批一来，新疆师傅就人间蒸发了。不知当初给我家打家俱的那位师傅，是否想过发动同业，驱逐江淅“赖瓜子”？若无，那可真对不起他那一身好肌肉。

疆人好像不仅懒，且穷大方、好面子。朋友到家里来做客，不管钱多钱少，总喜欢大碗吃肉，大怀喝酒。请客喝酒，不放倒几个，好像很不够意思。现在虽然新疆人走家窜户喝酒的情况不那麽盛了，但老毛病似乎改变不多。有一儿时朋友，前些年下岗赋闲在家，一月就拿五六百元内退工资，也不去找活干。冬天天冷，窝在家里；季节转暧後，最惬意的工作就是，泡一大缸浓浓的砖茶，走到路口的象棋摊傍，看人下棋，跟着热闹。有朋友给他联系了一个跑长途的活，一月一千来块。他不干，说是太苦，而且给人打小工，多没面子。很可能是出於同样心理，现在乌鲁木齐，保姆、钟点工相当不好雇，本地人做的不多，大都是内地来的女性在做。乌市一般单位的工资比广州少很多，但保姆、钟点工的薪水却直逼广州。再看看，乌市满街开杂货店的、缝纫修鞋的、卖菜的等，大都是内地人。而当地不少腿脚齐全者，却窝在家里吃低保，就这还常常瞧不起“口里赖瓜子”。甚至还埋怨他们将新疆的钱都挣跑了，把乌鲁木齐的房价都推高了。

这是说他人，实际自己骨子里也有类似习性。当年下农村，公社看我是高中生，抽去帮助给水利工程队描图。那活多体面，且工分高，可是我干了还不到半天，就跑回队上，与农友一起下大田去混一天几毛钱的工分了。我身体瘦弱，继承了父亲南人之相，不会打架、不善饮酒，但却好哥们义气。曾记得当年参加一次民间活动，席间一位从内地来的大学生侃侃而谈，颇得在座注视，显得很“逼撑”，让人不爽。轮到他与我碰杯时，我拿过两玻璃杯斟满说：要麽一齐干，要麽一边去，跟别人喝。料定口里来的，没这个胆量。

总之，懒散、粗放、爱面子，的确可说一般新疆人的特点，是一超族群现象，无论民汉。一般而言是内地汉人比新疆人吃苦耐劳，而新疆汉人又好像比维吾尔、哈萨克能干勤快。

多种原因造就的懒散与豪放

这种性格特徵应该跟人种没有多大关系，否则无法解释我等祖籍为内地的新疆汉人之类似性格。主要应该是自然人文环境使然吧？新疆地域空旷，冬天漫长。游牧不说，即便是种地，也较为粗放。春天、冬天天冷，窝在家里，没啥时鲜可吃；逮着一次好饭，就猛搂一顿。夏天、秋天瓜果菜蔬一茬茬地集中上市，价格便宜，就放开肚子吃。民国时期在南疆多地任职的邓瓒先就曾经有如下观察：

南疆多桑子，色白味甘美。入夏葚熟，缠民（此为旧时对维吾尔人的不敬之称——引注）将釜瓯出售，视桑葚繁密处，铺一氊，仰卧以俟其坠。啖饱即偃卧，葚尽始去。尝数月不举火。瓜果熟时，亦如是。至冬则典衣购炊具，俟饥而後作。有三日粮，不出户矣。缠民惰劣，此其一端。（转引自：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

不过也不宜过分相信地理文化基因的影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同为穆斯林，新疆回民就能干、洁净。杨增新掌管新疆时，亲兵就用回民不用汉人。理由无非是汉人来疆者多为流民，作奸犯科者众。再有维吾尔人并非不擅务农，北疆维吾尔的别名“塔兰奇”就是“耕地者”。当年邓瓒先组织民众开荒种地，就更喜欢用维吾尔农民，因“缠民耐苦性质较优於汉人”。至於说新疆人在疆内外发展成功者，也并非罕见。

另外更重要的是，疆人多懒现象的原因及定位，可能是复杂多层次的。

例如单位中民族同志貌似能力低下且懒，就需多层面解释。第一，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确为民族同志提供了入学、召工的优惠条件，但进入到以能力衡量无差别为原则的工作环境中，两者必然出现反差。当此反差扩展到市场经济社会後，就更影响到了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率问题。所以维吾尔朋友，需认清这点，努力自强，而不要一味怨天尤人。

第二，若由此而认为民族同志就是懒、笨，甚而批判优惠政策是逆向种族歧视，则恰是无视被优惠者平等发展机遇先期条件受限的问题。新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是以汉语来推进的，城乡教育条件也相当不平衡。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群体，显然比非汉语母语群体拥有更优势的成长与竞争条件。难怪有维吾尔学生说，让汉人用维语考考公务员试试。当年我被毛主席强行送到农村再教育，才发现自己过去瞧不起的农民，不知道比我能多少倍。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却都远不如我喜欢读书。若非要衡量我与他们谁更有能耐，那要看用什麽标准。

由此将思考再扩展到超语言的宗教文化、习俗方面，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竞争条件的悬殊可能就更大了。这在新疆如此，对於那些到内地讨生活的维吾尔农民来说更是如此。内地人不要只看见他们好像只会卖烤肉、打饢、卖切糕，不似汉族农民啥都能做；还应该想想，他们比内地农民进入汉文化城市要难多少？若说城市普遍存在排斥外来工的情况，那麽对维吾尔人的本能排斥，是否更严重？因此国家设立一些优惠政策又有什麽不应该的呢？难道因为有三八妇女节，就非要设立三九妇男节吗？国家规定升学就业的性别平等、权力机构成员一定的妇女比例，难道也是在搞男女不平等吗？

第三，单位民族同志不能干者多，皆为懒惰吗？有无因为缺少赋权而被迫养成的惰性之因呢？前不久一博士赴疆查阅资料，向一单位管档案的维吾尔领导申请，但此公却让他去问单位一把手。维吾尔干部之不愿负责之深，让他感到吃惊。其实无需如此吃惊。一个人或一群人，若所接受到的环境信息，常是负面、沮丧、被动性的，哪能不生被动之习性呢？爱管国家、新疆闲事的姚新勇，就已经习惯於主动回避过问本单位的事情了。可他刚到单位时，并非如此。若他现在新疆工作，恐怕也不会对新疆事务说三道四吧。

散淡之态与绿洲可持续生存

最後回到疆人大多懒散的习性来说。此生活方式并非无正面价值。其他的就不说了，就说说它的生态意义，它之于新疆可持续生存的致命意义吧。新疆面积广阔，但适宜人生活的绿洲面积不过百分之四、五，基本原因就是缺水。人对财富、生活水平要求得越多，所要消耗的水量也越大。所以哈萨克牧民不去追求羊群的不断扩大，传统新疆农民放着荒地不去开垦，不是不为，而是听从自然的律令。这不也正似顺天而行、随遇而安的中华儒道传统吗？正是这种生活态度，才使得新疆绿洲生态支撑了漫长的人类文明活动。所以或许更应该用“散淡”来概括它。近几十年来新疆垦荒、建设的活动，实际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绿洲扩大，不过是造成绿洲迁徙和水资源过分消耗罢了。人口增长、城市和农村占地的快速增长，才是造成所谓草原“过度放牧”的真正原因。放着真正原因不谈，却嫉妒什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还嘲笑别人傻、懒、笨，实在聪明得可以！少年读书时，学校门前就有一季节河，开春时还担心发洪水。而现在乌鲁木齐已开始远调上千公里之外的额尔齐斯河解渴了。只是不知，额河中的鱼可安？

综上所述，新疆问题即如疆人懒散现象，情况很复杂，需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小道理不能代替大道理，大道理也不应吞没小道理。一味埋怨别人，可能牢骚还没发完，就如新疆木匠一样被集体失业了。而无视牢骚、不满背後的合理性，一味祈灵於现代化、高压维稳，恐怕就在快速发展之际，彼此吵吵闹闹、打打杀杀之时，支撑人类文明延续的绿洲，就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加速死亡。或许不用多久，我们就不用再争斗了。因为那时我们，连同绿洲母亲一齐，都因人类自己的勤劳、智慧、野心、忿忿不平而消失了。

baby

和黑人有得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