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一九二三年投身于冯玉祥的部队后，除了到广州参加北伐军和赴苏联学习外，直到一九四八年在淮海前线起义，一直在西北军中工作。我从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别党员 (秘密党员)，不和地方党发生任何联系，只和党中央代表单线联系，在西北军中长期隐蔽，独立作战，以待时机，在关键时发挥作用。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时曾对王冶秋同志说：“张克侠同志是我们的党员，但没有特殊情况不发生关系。”
我在西北军复杂的环境中，利用合法身分和有利地位，为党工作，长期隐蔽而没有暴露，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秘密工作方针的正确指导，另一方面同我个人与西北军的历史关系深久，也是分不开的。
从投笔从戎到参加共产党
我怎样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共产党人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一九○○年，我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一个穷僻的村庄——侯陵屯，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我的祖父为了谋生，是从外乡迁移到这里来的。他的四个儿子，由于穷困所迫，只好各奔前程：大儿子在家种田；二儿子去天津学厨师；三儿子“闯关东”，一去杳无音讯；我父亲是小儿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出外当了兵。父亲当兵后，逐步由兵士升为现役兵排长、续备军队长等职。辛亥革命前夕，在安徽省安庆驻军时升为管带(相当于营长)。民国成立后，他又在湖北宜昌王占元部任营长，后来由于和顶头上司发生矛盾，被迫离开了军队。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变动，我和母亲也就随他在外，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
在我幼年和少年时，家住在河北获鹿县，我在当地读私塾，后来进入当地新办的小学读书。辛亥革命后，我来到北京汇文大学附属小学上学，毕业后升入汇文中学。我在中学时期，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传记，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激励，渴望能学到有用的本领，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一九一五年，在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对日屈膝投降。全国人民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为了反对这个卖国条约，北京及全国人民纷纷集会示威，开展各种反日活动。我积极投身这一革命浪潮，并热情宣传抵制日货。在这场运动中，我开始思考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为什么会受一个小国的任意宰割呢?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政府，尤其是我国的军队太腐败，太无能。我决心不再上学而走另一条道路：弃文习武，投笔从戎，用枪杆子打败侵略者，使我们祖国强大起来。一九一六年，当我中学毕业时，汇文大学已改为燕京大学，我毅然放弃升入大学的机会，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从此开始了。
在我上军校的时候，我个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母亲双目失明，无人照料。母亲和亲友们给我订了亲。爱人是一个出身农村，朴实而刚直的姑娘，名叫李德璞。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结了婚。这一桩婚姻，对我未来的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不论是我由于战争或由于为党秘密工作而行踪不定或生死不明的时候，我的爱人(一九六三年病逝)总是默默承受一切，使我从未受到家事的干扰；二是：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将军因前妻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我爱人的姐姐李德全，因此，我成了冯玉祥的连襟。这就为我以后在西北军中长期隐蔽，构成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二年，我升入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这时，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弄得国家十分贫困，在全国的军队中，有的能发饷，有的就发不了。军校毕业的同学们，大部分都要求分配到能够发饷的军队中去。冯玉祥的军队，粮饷都很困难。但我纵观全国军队，感到冯的部队，纪律比较严明，训练比较认真，是国家有指望的军队，为此，我便和二十几名同学要求分配到冯玉祥部队。同去的有董振堂、边章武、何基沣等。到冯部后，我先在宋哲元的二十五旅见习。半年后，我得了肺结核病，不得不离开军队回家疗养。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广州和全国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积极准备北伐，在广州成立了大本营，并命令大本营军政部向全国征聘军事人才，国内外军校的毕业生都在聘请之列。我的同学李明灏在军政部程潜的属下工作，来信邀我前去。此时，冯玉祥因为和我有亲戚关系，再三劝我养好病仍回他的部队。当时，我并不十分懂得政治，但对广州的革命却十分向往。我非常钦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认为他的政府和军队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因此，尽管当时由北方去南方投奔革命会遭受搜捕和暗害，我还是决心到广州去。为了防止遭到迫害，我把原来的名字张树棠改为张克侠，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我经上海乘船赴广州，经李明灏介绍，见到军政部部长程潜，我被任命为军政部少校科员，后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陆军讲武学校原是军政部办的军官学校，地点在黄埔。蒋介石从苏联回来，主张军校由国民党直接办，孙中山委托他办黄埔军校，于是就把原军政部办的军官学校改为陆军讲武学校，以后又改称黄埔分校，地点迁到广州北校场。讲武学校设军官两队，军士两队。我任军土队的队长。这时，左权同志在军官队学习，我们从此认识，后来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左权同志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我们曾晤谈多次，他给我印象很深。
一年多的时间中，广东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北伐前的广州，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革命熏陶。特别重要的是使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并受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启蒙教育。在这里，我第一次参加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场上革命旗帜高高飘扬，群众情绪极其热烈。这是我在北方从未见过的，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在主席台上就座和讲演的各界人土中，有农民和工人。这些工农代表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大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讲武学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多次来校讲话。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他的主张同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和主张基本一致。他的讲话坦率、有力，有时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不给讲武学校发枪，经过廖先生的力争，才发给了一部分。
这时期，我阅读刚出版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纪录)，还在广东大学听了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的讲演。孙先生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精神，使我很钦佩。当帝国主义扣留了我海关物资时，孙先生就命令炮兵把炮口对准海关大门，迫令对方交出这些物资。这与北洋军阀奴颜婢膝、畏洋人如虎的丑态，适成鲜明对比，对我的思想亦有深刻的影响。
我把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信告诉内弟李连山(他曾多次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抗战后期，为日寇迫害致死)，嘱托他讲给冯玉祥先生听，并请转告冯不要再同军阀们混在一起，希望他能不失时机地参加革命行列。内弟十分支持我的看法，回信说，冯玉祥非常赞同我的见解。
一九二五年北伐开始前，以讲武学校军土队毕业的学员为骨干，配备土兵，编成北伐军的两个营，我担任第一营营长。
不久，担任北伐军一路指挥的程潜奉命出师湖南，李明灏奉程潜的命令，赴湖南联系唐生智协同北伐。这时，李劝我先回家疗养。我得知冯玉祥已同国民党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便和李明灏一起北上。到上海后，他去湖南，我转道回北京找冯。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反对曹琨、吴佩孚，成立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西北军一般称为“首都革命”)。以后，北京也一度出现了革命的气氛。但为时不久，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形势又开始逆转。段为了反对和制止冯玉祥的革命活动，减少冯对他的威胁，一九二五年一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所辖部队改为西北边防军，驻地为察、绥、甘、青、宁一带，地面虽大，但很荒凉贫瘠。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
我回到西北军，被任为学兵团团副，团长为张自忠。我与他的结识就从此开始。这时，西北军扩建，增加许多师旅，由于同国民党联合，苏联派来很多专家和顾问，送来许多武器弹药。国民党也派很多人来做政治工作，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宣侠父同志等。
北方各派系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多次发生混战。后来各反动派为了一致对冯，打出反对赤化的旗帜，酝酿了南口大战。西北军力不能支。冯为了在政治上有所提高，经左派与苏联连系，决定赴苏考察学习。在苏联住了几个月，学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冯玉祥先生回国时，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组成一个庞大的领导班子，有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有以刘伯坚为主任的政治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出兵潼关，参加北伐战争。遗憾的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之后，冯未能坚持革命初衷，在到郑州后，经不起蒋介石、汪精卫的笼络欺骗，又跟着蒋介石走了一阵子。因此不仅有害于革命，也造成了他本身的失败。
冯玉祥先生从苏联回国时，李德全还留在苏联，从莫斯科来信给我，热情称赞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大学(又称中山大学)，劝我去学习。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和苏联的革命已经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有此机会，我立即决定到苏联去学习。当时，奉军大举进关，北京政府反苏反共甚器尘上，根本不能公开申请去苏护照。我通过一位亲戚唐悦良的关系，向外交部办理了一张去巴黎留学的护照，又请我的同学和好友王以哲帮忙。王以哲那时是张学良卫队团团长，随张学良在北京。他为我办了一张东北军的护照，以备路上盘查，同时还热情地为我写信给东北铁路沿线的旅店，请他们给予方便。这些旅店的经理大都在“青红帮”，与王有关系。因此，我于一九二七年春顺利到达莫斯科。
当时，驻莫斯科的西北军代表团团长是鹿钟麟，李德全请他接洽入学的事，未等办成，他回国了。四、五月间，《真理报》刊登了蒋介石叛变的消息，隔一个月，又刊登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接着，李德全离开莫斯科返国。我很担心入学的事可能落空，便自己去学校教务处请求，他们经过研究，同意我先参加学校的夏令营。夏令营是利用暑假组织学生们进一步学习和锻炼身体，并参加一些有益活动的组织。在这时期的活动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暑假后，我进入中山大学。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我开始了解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纠正了旧历史书上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纠正了过去所谓“教育救国”，“强兵救国”等错误认识，进一步明白了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当前的出路。我逐渐深切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革命的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推翻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因此，我决心参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可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的入党要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前，在莫斯科有不少中国学生经过申请得到批准，参加了共产党(如蒋经国就参加了共青团)。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准许入党的人，只限于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我是西北军中相当高级的军官，所以多次申请均未得到批准。
一九二八年暑假期间，苏联党将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到中山大学，并决定把国民党的学生以及非共产党学生都分批送回中国。我临回国之前，党组织又认真地找我谈了话，说我的入党问题在莫斯科暂时解决不了，回国后仍可以申请，并郑重地告诉我：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在这样的生死关头面前申请入党，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严峻的考验。
和我同时回国的一位同志名叫张振亚(后改名张存实)，他也是从西北军来的。他的几个兄弟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他本人是在东方劳动大学入党的。我曾多次向他谈到我的入党愿望，他答应回国后替我联系，如果组织上同意接受，他马上会通知我。
按照规定，回国人员分为两路，凡是共产党员均须偷越国境通过东三省进入内地，其余的人由海参崴乘船直接去上海。为了越境同志们的安全，我给王以哲写了一封表示问候的信，交给了张存实，让他随身携带备用。后来得知由于有这封信，他们果然避免了严格盘查。
一九二九年，在冯、阎反蒋的中原大战之初，我接到张存实来信，他叫我到上海，接头地点是静安寺路教堂，接头人是基督教会会长，叫董健吾。我知道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时，上海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不少共产党人被追捕，被杀害，甚至一些党的同情者或嫌疑犯也被关入监牢。在这严峻的时刻，党关怀我，信任我，同意吸收我入党，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党，请党审查考验。
大约在七月间，我到达了上海，按照规定的接头地点见到了董健吾。他询问了我有关情况，答应为我去找张存实。两天以后，张存实同志来了，他让我先租一间房子住下来，等待组织的进一步安排。又过了两天，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我会见了组织上派来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对我的经历很熟悉，同我谈话之后，要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由张存实负责转交给组织，介绍人是张存实和李相武两位同志。我在递交申请书的同时，向组织上提出到苏区去学习和工作的要求。过了一段时间，组织正式通知我说：“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 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并对我说：“你去苏区的意见，组织上已认真地研究过了，考虑你在西北军中有较好的条件，你在那里工作对党更为有利。西北军与我党曾多次良好地合作，并和蒋介石嫡系有深刻矛盾。五原誓师后，刘伯坚、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曾在那里担任过政治领导工作。这是一支可以团结改造的部队。你的任务是：一方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一方面积极培植革命的思想，以便将来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用。这是党的需要。党相信你一定能够愉快服从，并胜利地完成党交付你的一切任务。”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此开始了在西北军中孤身作战的生活。
临别时，组织上给我规定了与党联系的方法。通讯地点多为大公司、大旅社。收信人多为假名，我所用的假名为“张光远”。
根据党的指示，我由上海重返西北军，被任命为张自忠师的师参谋长。我积极参与了阎、冯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随时将有关情报汇报给党组织。
一九三○年，反蒋战争失利，部队退到山西境内。为了调查战后形势变化，张自忠让我到各地走走看看。我借这个机会，从南京转上海，又通过董健吾找到了张存实。张存实报告组织后，组织上派人听取了我关于此次反蒋战争经过及西北军情况的汇报。我请示今后工作，组织要我仍回西北军，由张存实担任单线联络。在上海期间，党派许多同志来旅社探望我，同我交谈，告诉我许多生动的革命事迹。其中，陈赓同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象上海的“小开”，一进门便高声招呼，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纵情跳跃，一会又下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经彻底痊愈。我们交谈彼此的见闻和感受，十分和谐。这一会面至今记忆犹新。
我返回山西后，进入山西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已改编为二十九军，张自忠部改为三十八师，我仍担任该师的参谋长。当我去上海时，曾有人来找过我，留信一封，署名张简斋，至今不知是何人。很可能就是党派来的联络员。还有一人假充是我兄弟，在师部住了几天，这人向外面写信反映有关师长及师部腐败情形，信被张自忠查觉，我也不知他是何人。但他这样做，却使张自忠产生了同我的隔阂。此外，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瓦解西北军，除收买和重用韩复榘、石友三之外，还策划冯玉祥的高级将领离开冯，任命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为四个路军的总指挥。张自忠被任命为第廿三路军总指挥，委任状派人送到师内。我趁张自忠不在师中，便把队伍带进了山西(这是根据冯玉祥要西北军到山西集结整顿的指示来办的)，这也使张自忠对我产生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陆军大学招考，我被二十九军送去考陆军大学。考取后半年入校。陆大的学制为三年。张存实经常找我搜集军事情报和索取军事书籍。有一次，张存实介绍一位在第三国际工作的马同志来找我。他需要一个助手。张存实便介绍我弟弟前往。我弟弟原名张树棣，后改名张克义。他原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可能是在那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苏联学习时，他进入北京辅仁大学。我回国后，他在北京从事学运工作及工运工作。后来我送他到日本铁路学校学习，他原会英文，从此又会了日文。他在帮助马同志工作时，住在一个白俄人家中，又学习了俄文。他主要是为马同志翻译各种资料。马同志可能是做情报工作的，一九三三年，我在抗日同盟军时，马同志介绍我弟弟到苏联伯力学习，从此再没见过面。据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冒生命危险打入日本军政机关内部，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七七’’事变之前，有一位叫苏子元的同志从苏联来看我，说是我弟弟介绍来的，告诉说我弟弟在苏联，一切均好。苏同志也是做情报工作的，我曾供给他有关情况及材料。据党组织派来同我单线联系的肖明同志说：组织上是知道马同志及苏同志的。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弟弟的任何音讯了。
从抗日同盟军到第三十三集团军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推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推动下，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我正在陆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内弟李连山从张家口来信告诉我：冯玉祥正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我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时机，前往参加。在这同一个时间里，蒋介石也利用暑假在庐山开办一个包括陆大在内的各军事学校学员参加的训练班，研讨反共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不经请假，就到了张家口。我向冯玉祥表示，支持他爱国抗日。
抗日同盟军是由许多部分汇聚起来的，有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一部，有方振武的队伍，有从东北退进关内的义勇军一部，也有原西北军军官召集旧部临时凑起来的。总司令部的多数成员，是跟冯玉祥过去一起工作的部下。政治部主任叫张慕陶，名义上是共产党介绍来的，后来发现是托派。最初，我任抗日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后来，各地前来张家口参加抗日的学生很多，为接纳他们，并为建立新军培养干部，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由我任校长。
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十分仇视，一面封锁张家口，造成种种困难，一面百般破坏抗日同盟军组织，收买反冯的部队(如庞炳勋)，拉拢中立部队(如孙殿英)。当时，孙殿英驻沙城一带，约有数万之众，有举足轻重之势。我曾为冯玉祥去联系孙殿英，宣侠父同志也作孙殿英的工作，然而，孙殿英看到无利可图，不肯合作，虽然晓以大义，也没能成功。但是，抗日同盟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士气很高，作战英勇，在方振武、吉鸿昌等指挥下，一度收复多伦、沽源，获得全国的赞扬。
到了八月间，在蒋介石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下，抗日同盟军面临困境，财源已近枯竭，武器弹药极端缺乏，轰动一时的抗日行动终于失败。冯玉祥被迫重赴山东泰山隐居。此时，由柯庆施主持的共产党前委决定将抗日同盟军主力一万多人向西撤退。在前委所在地张北的张存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决定率领干部学校二百多人随同西去，我还联络同我熟悉的支应遴第一师，采取一致行动。主力走的北路，支师走南路。行军两天中，队伍不断遭到山西方面反动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于是，主力在前委领导下突然改变计划，把部队又调转向东去，经龙关，赤城赴冀东。结果部队走到昌平小汤山一带，陷于敌军重围，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攻下，被打散，吉鸿昌、方振武只身逃脱，潜往天津。听说柯庆施也到天津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南路更为孤立无援，只得折回张北。由于这时候宋哲元奉命接管察哈尔省政权，受冯玉祥委托处理同盟军善后事宜，所以，支师(原系二十九军教导团)又归还原建制。我原是二十九军送往陆军大学的，此时陆大已开学多日，就由宋哲元给学校发出一份电报，说我因病须推迟返校。因此，我回到陆大后，校方未予深究。
由于混进抗日同盟军内部的蒋介石特务的告密，吉鸿昌、张存实等同志先后被捕。
一九三四年夏，我在陆大毕业后，仍回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任师参谋长，驻军平、津一带。不久，宋哲元调冯治安三十七师的参谋长张樾亭任二十九军参谋长，为了集团内部势力的平衡，又调任我为军的副参谋长。由于冯治安是宋的亲信，因此，张樾亭在军内大权独揽，并负有与蒋介石、何应钦联系之责，时常去南京。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张樾亭根据南京国民党的旨意，拟定了一个消极的、单纯防御的对日作战计划，他将华北地区从东到西划成几条战线，以当时的主力师各分担一线，面向山海关，以阻止敌人进攻。这是一个分散兵力、处处被动挨打的作战计划，其总的精神是：“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他拟定这个计划，未与我商量。因我反对，他答应修改，但总拖着不解决。我根据肖明同志对我讲的：党中央要二十九军不要妥协，要积极对日作战，要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指示精神，另行拟定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的作战计划，将二十九军十万兵力编成几个集团，根据当时部队驻扎情况，分为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作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区，首先消灭区内日寇分散部署的驻屯军，然后，随战况进展，全力向山海关前进，以二十九军十万之众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约两万日军。我将这两个作战计划，交肖明同志报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批示同意我拟的作战计划。后来，肖明同志将批件原文交还给我。解放后，刘少奇同志曾命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王世英同志来找我，要我交回这个批示的原件，可惜这个文件在二十九军撤出北平时已经烧毁了。据此，我估计当时批示同意作战计划的党的领导同志，很可能就是当时北方局的书记刘少奇同志。
“七七”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张樾亭又在南京，守宛平部队的团长吉星文(吉星文后随蒋军逃到金门，在我炮轰金门时被击毙)也在庐山受训，部队仍照平时一样分散驻在各地，这些情况对作战十分不利。因此，在北京的各负责人推举邓哲熙、赵登禹和我乘飞机到保定转往乐陵接宋回来主持大计。我们到乐陵时，宋已到天津了，我们又坐火车追到天津。宋到天津后，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我向宋报告后，他态度犹豫，我便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又告诉他，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宋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很兴奋地站起来说：“你给我写个作战计划吧!”我连夜拟好了计划，大致与上次给党的计划相同。第二天凌晨，我将计划送去时，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天津的汉奸及投降派包围了他。他受到恫吓和利诱，竟不顾民族大义和我恳切劝告，决定与日寇妥协。他先到日军司令部吊祭病故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然后乘日本为他准备的专车回北平，继续谈判。
宋哲元连日与日本代表谈判，不再搞军事准备，其原因是，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日寇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房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七月二十七日傍晚，日寇逼近南苑。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驻军，有三十八师师部及不到一旅人；有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有特务旅、教导团、参谋训练班等，单位很多，难以统一指挥。宋哲元住在北平城里不到南苑来，副军长佟麟阁根本指挥不动。我多次建议派一有威望的师长来南苑统一指挥，把军部移进城里，宋一直拖延不办。直到二十七日日军要发动进攻时，宋才匆匆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命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晚六时许，赵到南苑，我向赵介绍了情况，他召集师、旅、团长开会，发布了口头作战命令，我就随军部进城了。夜间，日寇围攻南苑，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未构筑防御工事，仅以营地围墙作掩体，加之通讯设备被敌机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各部队之间无法配合作战，一时秩序大乱，纷纷突围。佟麟阁阵亡。赵登禹坐汽车到大红门时，被敌截击阵亡。整个驻南苑部队损失惨重。直到骑九师师长郑大章突围到永定门，城中才知道南苑失陷。这时，城防部队是冯治安三十七师的一部分，兵力不足，城中人心惶惶。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等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来找我，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我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
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能何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冯治安，他推说会后再谈。我就在休息室呆着等他。结果，会上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变化。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
那天散会后，冯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逃进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集合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速作另外打算。
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痛哭一场。
宋哲元带着部队撤退时，留下两个旅，一个是阮玄武旅，驻北苑，一个旅守天坛。日本侵略军知道宋哲元撤走，二十九日进城后，将两个旅缴械。日寇认为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张自忠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由老牌汉奸殷汝耕等组织了伪政权。张自忠只得躲进东交民巷，设法逃到天津，乘船去山东。至此，这场抗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亲日派的卖国求荣，就这样令人痛心的可耻的仓促结束了。
我在失陷了的北平，隐蔽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我日夜盼望赶快逃出去，到南方去参加抗日战争。在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樑给我寄来很多做生意的证明，八月二十一日，我便与内弟李连山去天津。不料在天津火车站上遭到敌人大搜查，内弟被抓走，表弟把我送到英租界一位亲戚家中，次日，内弟才脱险回来。几天后，我们乘英国轮船到烟台，转往济南。听说冯玉祥先生在京沪线上，就前往南京。到南京得知冯在无锡任第三战区长官，随即前往。不久，冯改任第六战区长官，便随他到了山东。
宋哲元退出北平后，经过冀南转到津浦线沧州一带。二十九军已奉命改建为第一集团军，由宋任总司令，所辖张自忠师改为五十九军，冯治安师改为七十七军，刘汝明师改为六十八军。因为宋哲元去南京报告北平失陷经过时，把责任完全推到张自忠身上，所以，张自忠一到山东，蒋介石便命令韩复榘将张扣押起来。
蒋介石起用冯玉祥，要冯来山东指挥作战。根据当时情况分析，蒋是想以此扮出团结抗战的样子，并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威望来统一西北军作战，以牺牲非嫡系部队来换取他的抗战荣誉。其实蒋对冯是一直存有戒心的。
由于西北军将领间内部矛盾很大，其中又有不少将领企图以反对冯玉祥讨好蒋介石，因此，部队的步调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在河北连镇与冯玉祥见面以后，即向蒋介石请病假，韩复榘又不准宋的部队入山东，冯治安就率七十七军向平汉线转移，脱离第六战区而去。结果，只剩下五十九军孤军留在津浦沿线。宋哲元在离开第六战区时，向蒋介石保证，他离开冯玉祥，可以包打日本。实际上，宋到了冀南连吃败仗，就逃入太行山企图凭险固守，守又守不住，便想渡黄河去河南。第一战区长官部不准败兵过河，要过河先缴械。宋哲元只好辞职下野，军队交第一战区直接指挥。
约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第六战区长官部奉命转移到新乡。同时，第一战区也因作战不利，南撤到安阳一带。两个战区混合到一起了，蒋介石便撤销了第六战区，平汉线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西北军由于内部矛盾，蒋介石又从中利用和破坏，冯玉祥未能把旧部团结起来在抗战初期发挥出应有作用，实在可惜。
我在第六战区时，先是鹿钟麟任参谋长，我任高级参谋，后来鹿奉命去河北，我被任为副参谋长。战区司令部是临时拚凑的，指挥作战困难很多。战区所属部队中，五十九军是唯一的西北军旧部，因张自忠未回军，内部不统一，无法指挥与作战，此外有刘多荃率领的东北军一部，还有庞炳勋、李必蕃等部。这些部队虽非嫡系，但比旧西北军尚肯服从命令；不过也未能发挥大的作用。第六战区司令部人员办完交待，随同冯玉祥回南京。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西迁武汉，我又随冯玉祥往武汉。
在武汉期间，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中街八十九号，我有空即过江去那里找宣侠父同志，或去大正街访晤王梓木同志。那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经常到冯玉祥处晤谈。我和周恩来同志多次接触，并曾合影留念。我通过王梓木、宣侠父同志向驻汉口的党中央办事处转交了一封信，请求对今后工作给予指示。党决定叶剑英同志领导我的工作，同我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又介绍了许多当时在汉口的领导同志与我交往，如罗炳辉、张爱萍、张经武等同志。这段日子，对于长期得不到党的指导、远离组织、弧身作战的我来说，是极为可贵的，使我在精神上得到的很大慰藉，也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同志们英勇作战的英雄业绩，并且比较深切地理解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针。
不久，由于冯玉祥联合李宗仁的力保，张自忠被释放，奉命仍回五十九军任军长职。他打电报给冯玉祥，邀我前去相助，冯表示同意。我将这件事向党报告，党组织鼓励我前去。二月二十五日在董老住所附近的普罗春饭店为我饯行。同席的有罗炳辉、边章武、王明夫妇等。叶剑英同志对我的照料非常热情。他一进门就注意地观察环境四周，特意让我坐在背向门口的地方，防止特务窥视。(那时蒋介石在共产党活动的场所，安排了特务进行监视。)这一件小事生动体现了党的领导同志对一个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
我出发之前，冯玉祥派随从副官王行一做我的副官。为了与党保持联系，经过我的请示，叶剑英同志派一位工农出身的同志与我同行，以便与党及时联络(我已忘记他的姓名)。到军部之后，我安置他在副官处。在一次与日寇激战中，我们分散了。后来收到他的来信，说他已回去了。此后，我与党的联系又中断了。
我到了山东滕县五十九军后，仍任参谋长。由于这一次在武汉获得了党的教导，给我的工作又一次注入了新的力量，并增添了新的信心。
不久，临沂吃紧，五十九军奉命以急行军驰援，到后，即与日军王牌之一的板垣师团进行激战，逐屋争夺，日军不支退却。在追击中，俘虏敌兵“松井一三”一名。报纸在登载战报时，把人名和数字弄混了，误为俘获敌兵松井等一百三十一名，引起轰动，报纸大肆吹嘘临沂大捷，各方面的慰问团及中外记者来了不少，张自忠为此也受到嘉奖，晋升为二十七兵团司令，但所辖部队，仍只有五十九军一个军。
这次战斗，部队伤亡很大，张自忠极欲脱离战场休整，可是，台儿庄战事告急，命令我部前往右翼策应，刚急速转移到新阵地，未得喘息，临沂军事又告紧急，要求回援。临沂方面，原定庞炳勋部守城，我部野战，可是庞把临沂城给丢了，我部在城西激战数日，制止了日军进攻，但伤亡过重，奉命开赴许昌、漯河一带休整。
不久以后，蒋介石决开黄河大堤，许昌东北部一片汪洋，人民死亡惨重。北来日军虽暂时被阻，但却从东面进犯固始、潢川。我们部队还没有整顿补充完毕，就奉命前去阻击。在这一战役后，五十九军开入大别山内潢川县。这是革命老根据地，革命的痕迹尚在，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与别处不同，有组织，有觉悟，警惕性高，具有抗敌的斗志和信心。不久，部队奉命经黄陂，安陆、京山、钟祥，开赴荆门驻防，划归第五战区指挥(长官是李宗仁)，直到抗战结束。
在部队到达荆门前，路上传说荆门附近出现了两个非常能干的女同志。当时到荆门的部队和散兵很多，找不到饭吃就骚扰百姓，秩序很乱。这两位女同志就发动群众，运粮运草，不仅安定了军队，也保护了老百姓。人们都推测说她们可能是共产党，否则不会有这种本领和魄力。我也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决定去主动联系并给予协助。到荆门后，我即去会见她们，原来是曾志和郑速燕同志。她们以开饭铺、办合作社等为名，从事党的工作。当时，曾志同志是党的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郑速燕同志是荆门县委书记。我和她们联系后，由我出面筹集了一笔款，支持县委在荆门城关三里街办起了一个军民合作大饭店，饭店主任吴显忠，服务员徐静、周南、陈全、李涛等，都是地下党员。饭店逐渐扩大，可以办酒席，招待住宿，解决了过往军民的食宿问题。当时，荆北、荆南地下党的同志常来饭店接头，领取县委布置的任务。饭店的利润还能解决一部分党的活动经费。从外地来荆门的干部，都在饭店领取生活费，路过荆门的干部也能在这里得到掩护和照顾。在饭店工作的同志利用接待之便，还经常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服务员的围腰上有两个荷包，一个装筷子，一个放进步书报，利用菜未上桌的机会，先把抗日宣传品给顾客看。曾志同志亲自抓饭店人员的思想工作。县委组织部长吴云鹏也到饭店召集党小组会。饭店成了当地党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这时，陶铸同志正在襄河东岸李先念同志的部队中，因此，我与新四军有了联系，并想方设法送去情报和药物、电池等急需品。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有一天，我接到蒋介石一封命令部队反共、消除异己的密电，立即将电报拿给曾志看，她迅速将饭店的党员和干部转移了，不久，饭店就被国民党县政府查封了。后来，曾志和陶铸同志去了延安，郑速燕因受伤返回云南家乡疗养。当时，我利用公开合法地位掩护和支持她们的工作，她们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郑速燕同志曾给我来信说，解放后她见到曾志同志时，问起我当时的政治身份，曾志同志说，那时组织上只告诉她说可以依靠我，并没有交待我的身份。
五十九军未到荆门驻防前，由于前一阶段在临沂、潢川、光山等地作战有些成绩，蒋介石发表了五十九军与七十七军合并，成立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为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张与冯虽是拜把兄弟，但矛盾很大，冯不听张的指挥，对军队作战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对他们做了很多弥合工作。两军既合，两军的干训团也合并，改称为干部训练班，由我负责主持，由连玉岗(共产党员)任教育主任。我离开干训班后，连玉岗去了延安。
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前，我负责三十三集团军干训班，但遇有作战时，却总要到前线参加指挥。最大的一次战役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季攻势，张自忠奉命指挥了几个军和集团军。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部队也共同行动。张执一同志以中校参谋身份几次到总部，我负责接待他。新四军还把缴获的俘虏和物资，经我们转交到第五战区去。在这时，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由安娥同志陪同来三十三集团军采访，与我谈了几天，谈的多是与抗战有关情况。史沫特莱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抗战史诗》，里边有些章节是记述同我的谈话。
—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初，襄河地区我党组织内部发生了“项遒光叛变事件”(即所谓“小项事件”)，组织遭到破坏。国民党悬赏通缉朱理治、王西萍等同志，引起又一次的白色恐怖。同时，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受到怀疑，撤消了师长职务，被送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我因与地方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未被波及，但还是引起了张自忠对我的注意。
一九四○年夏，日寇发动了一次南北大攻势，张自忠亲自到襄河东岸宜城地区指挥作战。临行时，有人提出要我前往，张自忠表示我在干训班有专责，这次就不必前去了。张自忠在作战中亲到前方指挥，不幸阵亡。冯治安继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我被任为集团军参谋长。张自忠阵亡之后，襄河东岸日寇侵入河西一带，冯率全部经襄樊开往河南邓县，干训班、军官家属及物资也搬到邓县，邓县成了集团军的后方。
一九四二年，湖北南漳一线汤恩伯四个军他调，三十三集团军奉命接防，因为战线太长， 孙连仲奉命派一个军配属本集团军。在换防时，日寇乘隙发动进攻，来势很猛。冯治安到后方去了。作战数日，孙连仲配来的这个军，坚请后撒到襄樊或河南。我认为这一撤退不仅只是局部失败，很可能影响整个战区，坚持不准放弃阵地。他们虽然极不满意，但也得服从命令。经过一整夜地对峙，敌人撤退了。这被宣告又是一次大捷。
一九四五年春，日寇再次发动大进攻。当日寇猛攻武安堰五十九军阵地时，冯治安及军长刘振三均不在军中。五十九军方面由副军长孟绍濂、师长李九思指挥抗击与防御。形势险恶，电话不断告急。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他们也表示了死守决心。可是，五十九军驻在武安堰西南的一个师(师长为董升堂)，避不参战。我命令该师侧击敌人，发了电报，打了电话，写了书面命令，董升堂都拒不接受，躲藏起来。到了晚间，正面部队被迫撤往后方阵地，武安堰失守。这时，敌人离南漳沐峪村总部只有三十里。因此，我带着总部及驻地家属迁往马良坪(三十三集团军曾一度归第九战区指挥。为了便于指挥，在此之前陈诚曾命令三十三集团军总部转到这里)。冯治安及刘振三回军后，我坚持将董升堂撤职。董向上面叫屈说：“当时总司令及军长均不在家，所以无法行动。”事实上，我已于前二年被任为副总司令，为此，蒋介石也不得不复电批驳说：“当时有副司令在，不应不服从命令。”这样，董才被撤职。
至此以后，直到日寇投降，三十三集团军的防线再无战事。
在西北军中办教育
我在西北军先后办了四次教育。
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在三十八师办了几期教导队，表面是军事训练，实际在学生中吸收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并进行革命教育、民族教育。解放后，我见到其中几位同志，他们早巳成为革命干部。
第二次是一九三七年初，我办了一个参谋训练班，聘请了张友渔同志为政治教员兼负责教育的总指导。党介绍了一部分学员到此受训。这个班在当年七月南苑被日寇侵占后中止。
第三次是一九三八年临沂战役后，由于下级军官伤亡太多，一时无法补充，我建议成立干部训练团，自己培养。张自忠同意由我筹办，招收一部分学生，并选拔一部分士兵受训。在选拔教职员时，为了趁机把党的力量和进步青年纳入部队中来，我写信给叶剑英同志，请党派些教员并代招一些学生来。在表面上，我只说是请冯玉祥协助。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曹荻秋、郑岩平(郑绍文)同志带领在武汉考取的六十名学生到达驻马店。这批学生大都编在一中队，副队长是张公干(共产党员)。曹荻秋与郑绍文同志是政治教员，曹讲阶级分析，郑讲现代史。他们忠实执行党的指示，勤奋工作，团结群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冯玉祥也介绍了几位教官前来任课。
不久以后，我随军前往固始、潢川一带阻击日寇，干训团由董升堂(董振堂之兄，很反动，张自忠委派)接办。在战事进行中，董给张自忠来电报称：干训团中有共产党活动。张复电令其清理。董便强迫曹荻秋、郑绍文等同志出团。此时，因敌军迫近信阳州，干训团先移居谷城，后来又开往均州一带，就在这时候，有一部分学生集体投奔延安。从此，张自忠对我介绍来军的人员，便持怀疑以致拒绝的态度了。
第四次是开办“自忠中学”。一九四一年后，抗日战争基本处于相持状态，三十三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一直在鄂西北的襄阳到荆门、当阳一线，没有过大的变动。部队驻地比较固定下来，军人家属纷纷从内地和敌后来到驻地附近，多数被安置在河南邓县干训班所在地。家属来多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当地国民党办的学校本来很少，很小，很糟。在我去邓县视察干训班及后方时，家属都提出这个困难。因此，我经过考虑决定成立一个小学。但较大的儿童仍不能上学。最后，就由冯治安决定，让我负责办一个中学。我委托自抗战初期带着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人员来部队搞“休闲教育”(在战士休息时，组织唱歌、做游戏及代写书信活动等)的杨绳武先生做具体筹备工作。杨过去是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我了解他热心教育事业，有民主爱国思想，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冯治安也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因此由杨办学可以使冯放心。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筹办，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学上课。为了易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为名，学校定名为“自忠中学”。
为了使来校上学的军人子女(也有当地的一些适龄青少年)不致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培养一批将来为新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我特别注意聘用教职员的政治态度，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和观察。我向杨绳武提出，教师不好就教不出好学生，请教职员的原则一定要政治上表现进步，没有国民党色彩。在自忠中学中，进步教职员确实形成了核心，起了领导作用。他们多次抗住了来自冯治安及一些反动势力的压力，使国民党在校内没有活动的余地。我也利用合法的职权，使企图破坏、接管学校，驱逐、逮捕进步师生，以及在学校中建立反动组织等种种阴谋，无法得逞。
自忠中学的学制与课程，同国民党地区的中学完全一样。但是，校内充满民主空气，生气勃勃。教师讲课不受任何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阅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演进步戏剧，出壁报，开晚会，以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也常去给师生做时事报告，分析形势，鼓励他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很受他们欢迎。一九四四年暑假后，我对他们讲到，自忠中学的师生要立志“为人类谋平等的幸福”。他们便把此当作校训，并编成校歌来唱。根据党的指示，我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但我感到自忠中学中一定有我党的同志。全国解放后，知道了教师中确有一些在抗日战争时入党的好同志，如训导主任祁鹿鸣，教务主任刘寿之，教员杨子范、赵庆辉、郝树荣……等。他们忠诚党的事业，言传身教，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向正在成长中的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青少年，以潜移默化的方法宣传和扩大我党的影响。
日寇进犯河南后，自忠中学随干训班迁往湖北竹山，战后又迁回邓县，再迁临颖、商邱。部队在徐州前线起义前，自忠中学被冯治安迁往江苏句容县，直到被解散。
我认为自忠中学办校的政治方向是好的，是进步的。她效法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生确实在学校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憎恨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拥护和爱戴共产党，向往解放区和延安。从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很多师生不顾生死，纷纷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不少人加入共产党，不少人成长为党政军的负责干部，也有的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我的儿子木铁，也是自忠中学的学生，早在我起义前，他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投奔冀察热辽解放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全国范围内，对自忠中学的老师、同学进行了诬陷和迫害，诬蔑“自忠中学”是“特务学校”、“集体加入过反动组织”、“国民党的地下联络站”等，妄想将大批师生置之死地。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从抗战胜利后的个别策反到淮海前线的率部起义
日寇投降，万众欢腾。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发布命令，只许他的部队担任受降，要求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收缴日伪军的枪械物资及参加受降。这充分暴露出蒋介石要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的狼子野心。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根据过去党的指示和教导，认为，必须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积极进行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和平阴谋的斗争。当时，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去信阳受降。在从鄂西驻地向信阳进军的路上，我看到了生气勃勃的新四军部队向东开去，便和同行的何基沣坦率进行了交谈，我表示，国共即将冲突，唯有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决裂，才是正大光明的道路。我说要实行这一打算，首先要联系上新四军，以便密切合作，不发生矛盾。我知道过去七十七军干训团有共产党的活动，如干训团团长过家芳就是共产党员，于是我请何基沣派人与新四军取得联系。
到信阳不久，蒋介石为了进攻解放区，命令三十三集团军开往徐州集结。冯治安这时到上海去办私事，由我带队乘火车前往。途经许昌时，我去看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我借用冯玉祥的口气对他说：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下去。刘汝明表示对共产党不摸底，有怀疑情绪，谈话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深谈下去。在郑州，我拜访了杨虎城旧部六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他当过冯玉祥的汾阳军校校长，过去与我党有过联系，我们交谈比较融洽。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要看冯治安的态度如何。他提出“谁来领导呢?冯治安如何?他本人同意吗?”我到达徐州后，除寻找机会与党联系之外，又找了孙良诚做工作，他也是表示要看冯治安的动向。
当时，徐州驻有陈大庆的部队，主持徐州工作的行辕代理主任是我的同学。他为了讨好蒋介石，让我指挥三十三集团军的一个军和陈大庆的刘亿德军，向解放区进攻。我借口陈大庆不愿别人指挥他的队伍为由，把这件事推掉了。不久，蒋介石发布动员命令：一是将军队重新编组，二是作出了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将原来的伪军郝鹏举划归第三绥靖区指挥。这个文件很重要，我让参谋抄了一份，准备送给解放军和陈毅将军。同时，我也看到蒋介石要把已改编和未改编的伪军全部解散的一个密令，并听说蒋介石很恨郝鹏举。我认为这些对于策动郝鹏举起义，非常有利。
郝鹏举原在西北军，曾任冯玉祥的传令员，被送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过去和我认识。成立第三绥靖区后，我任副司令官，时常借视察防务和部队为由到他那里交谈。他对蒋介石嫡系人员对他的敲诈勒索很不满意。蒋的“劫收”大员经常找他们伪军要钱要东西。有一次没有要到钱，把他的副官吊起来打了一顿，使他窝了一肚子火。但他看到蒋的势力大，还有美国人的支持，因此对蒋仍抱有幻想，没决心反抗，我有意把他的队伍安排在台儿庄，让他孤立在一翼，意图利用他和蒋的矛盾，使他在解放军的影响下走向起义。
冯治安回来后，我向他分析形势，劝告他考虑今后同解放军的关系。他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认为蒋介石有几百万大军，有美国撑腰，共产党不是对手。在这之前不久，他还在上海广置家产，恣情享乐。他的态度比我接触过的其他人都要恶劣，断然拒绝我的劝告。
后来，第三绥靖区司令部迁到贾旺。解放军派冯文华同志 (冯玉祥的侄孙，是很早到江西苏区参加革命的)来做工作。他先找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以后又约我和何基沣一起谈，在交谈中决定不与解放军作战，解放军若进攻，就让开。冯文华要回去时，因路远不安全，我表示我正要去郝鹏举处，请他搭乘我的吉普车。我送走了冯文华，就到台儿庄与郝鹏举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我把蒋介石要将伪军解散的命令透露给他，又说蒋介石恨透他了，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叫他早作打算。郝哭述了他如何脱离西北军，到胡宗南那里加入了兰衣社，又如何因内部矛盾要杀他，他没有办法才投靠了汪精卫，当上了伪淮海省省长兼第六路军总指挥。他说：“蒋介石不把我当人看，只好另找出路。”我当即指出：“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弃旧图新，这是唯一光明的出路。”他小声说：“解放军已派人来联系过了。”又吞吞吐吐地说：“陈毅司令员约定要会晤我，时间就在今晚，这事情拿不定该如何办才好。”我立即严肃对他指出：这是有关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当机立断，决不可再迟疑不决。为了坚定他的决心，同时也为了趁此良机给解放军送去重要文件，我当即表示：“今晚一定去!我可以陪同一起去。”他同意了。
这是一九四五年冬季的一个阴历月底，天色墨黑，郝鹏举和我带着他的二十几名骑兵，以查哨为名，一同乘马越出了警戒线。引路人是解放军派来的。一路上，除了马蹄声和路旁树枝被碰折的响声外，周围充满紧张的沉寂。我们来到一处有灯火的地方，不是村庄，象是地主在村外的一处场院，有几间房，在房子周围挖有浅沟，我的马陷入沟内跌了一跤。这时，有人接应我们进入北面的房子里休息，屋内只有几个小凳，我在靠西头的墙角坐下，郝紧挨我坐。不一会，陈毅同志和七八位参谋人员走进屋里。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感到十分亲切。陈毅同志热情洋溢。屋内放着一个炭火盆，我们仍感很冷。但是，陈毅同志敞开衣领口，不时地擦汗，显然是匆忙赶来的。
陈毅同志讲了当前形势和解放军的政策，欢迎蒋军官兵到解放区来，并指出，到解放区后一切由解放军供给。愿留者，则安之，不愿留，仍可回去。我也在一旁劝郝说，停战令即下，蒋介石就要收拾异己了，你不起义，蒋也耍遣散你。还犹豫什么?只有这一条路了，希望郝即刻表明态度。陈毅同志频频点头称是。郝仍是傍徨不定，态度模棱。这时，参谋人员纷纷向我探听蒋介石徐州部队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我便从口袋中取出蒋的命令抄件念给他们听。他们说来不及记录，要求我把文件借给他们看看。我说：“这就是带给你们的。”郝鹏举在旁边看见忙说：“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最后郝答应，关于起义的事，再和派去的人具体商谈。
我们告别归来已是半夜，我就住在郝鹏举处以安定他。我还到郝部一位比较倾向进步的师长乜庭宾那里探望。他那里正有一位解放军干部(后来听说是王少庸)与他交谈，也是说服他起义。我对他们说：“起义已基本上决定了，现在只是如何具体行动的问题。”次日早晨，我刚回到贾旺司令部，冯治安对我大发雷霆，说：“冯文华干什么来了?西北军就剩这一点了，还想给我破坏呀!”这事不知他怎么知道的。我只装作不知。
在此期间，罗炳辉同志也给我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大意是讲形势，劝我要抓住有利时机，举行起义。其中有一封信落到冯治安手中，幸好信中没有暴露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冯治安把它视为一般策反的信，没有找我什么麻烦。
过了几天，郝鹏举的副总指挥与参谋长毕书文来看冯治安，正好我也到冯那里去。他们见我进来，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就在这天夜里，解放军进攻，郝乘机起义了。
应说明一下，郝起义后，我们党对他和他的部队给予十分优厚待遇。但由于郝的反动本性未得到彻底改造，在蒋介石的引诱下，于次年(一九四七年)又叛变革命，结果郝的部队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郝本人被生俘。这证明，反人民、反革命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冯治安在郝鹏举起义后，怕我在军中生事，就叫我去临颖整顿刚来后方的各单位，其中有干训班，有自忠中学及一部分家属。我除了到各处看视之外，并没有其他事。我住了一个多月，前方一直没有信来。忽然听说何基沣的儿子给自忠中学的同学写信，讲到我已被撤职，调为参议。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把戏。后来，冯治安来电要我返回前方。我回去后，军长刘振三告诉我：“你久不回来，军、师长们联名找冯治安，一定要请你回来。”因此，冯才不得不给我来电。但是，冯对我仍有戒心，不让我住贾旺，要我住在徐州都天庙营房，照管徐州留守的司令部各机关。冯把我和部队隔离固然是件坏事，但另一方面，也使我的行动比较自由，便于二野及三野等方面派来的同志找我商议事情。
许久以来，我热切盼望与党取得直接联系，由于这个心愿一直未实现，心中十分不安。一九四六年夏天，忽然得知冯玉祥先生要出国考察。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便以送行为借口，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
我知道周恩来同志住在梅园，十分想见到他，可是，党的纪律和党的利益不允许我冒然前往梅园。当时，王冶秋同志在冯玉祥处工作，在同他畅谈之后，我请他代我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见周恩来同志。王冶秋同志把我的请求转告了党。第二天，王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约我面谈。由于事关重大，去梅园诸多不便，约定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的公园外面相会，到预定时间，周恩来同志将乘一辆黑色小汽车经过那里，要我立刻上车，谈话将在车上进行。
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到那天傍晚，便穿着军便服和王冶秋同志一起，装做散步的样子走向指定地点。这里很僻静，附近见不到什么人影。约定的时间到了，一辆黑色小汽车准时开到，在我们跟前停住。车门打开，我看见久别而渴望见到的周恩来同志。他身穿中山服，镇静地坐在后座上向我点头。我跨进去，刚坐在他身旁，汽车便迅速开动。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在汽车行驶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仔细地透过后面的车窗观察，看有没有盯梢的车子，并向我亲切问候。我立即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时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我，时而沉思点头。我谈到今后工作和组织起义的问题后，他指示我：“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他们内部打击顽固派，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土气。”我表示，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党下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我告诉周恩来同志，部队中的斗争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为预防敌人的破坏，请求解放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的配合。周恩来同志表示赞同的点点头。他沉思一刻，环视四周，又看看表，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摇起来。我明白，谈话必须结束了。在我面前的这位卓越的党的领导人的肩上，有无数的重担要承担，党内外还有无数事情等待他料理。正当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的时候，他不避风险地在国民党控制严密的南京街道上，从容不迫地亲自做指示，这是何等令人惊奇赞叹的壮举啊。
汽车在一个僻静地方停下，我迅速下车后，汽车立即疾驶而去。
次日，王冶秋同志到梅园办事处去，回来以后对我传达了董必武同志指示，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我遵照董老的意见，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我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同志。
在同周恩来同志会晤前，王冶秋同志曾提到：有人谈论李济深正在南京搞“第三路线”，策划反蒋，邀我前去会面。我与李见面时，他向我谈了反蒋打算，希望我和他合作。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在党的领导下行动。
我带着周恩来同志和党的新指示赶回徐州，再一次开展争取冯治安的工作。我到贾旺找他，借口冯玉祥的临别赠言，希望他认清形势，站在人民一边。冯治安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够取胜，也舍不得他的财产和小老婆，态度还是很顽固。但是，我仍然不放弃对他的争取，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信的底稿竟仍存留至今)。
冯治安与我多年相处，他总以为他是带兵的，我没有兵权，他不说话，谁也带不走他的部队。为此，他认为只要把我和部队隔离开，我就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他坚决反对起义，但又顾虑我在多方面的威信与影响，没有对我立刻下毒手。
在徐州，我和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谈话多次。孟在我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时，是军部军务处长，我们关系较好。孟虽在七十七军任职较久，但在五十九军有较高威信，为人耿直、正派，群众关系好，人称为“孟夫子”。我常通过他去作五十九军工作。孟与李济深也有联系。
此外，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由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他也向我谈到与李济深见面的事，李济深向刘谈了反蒋计划。我借此机会也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希望他能认清形势，举行起义。据原五十九军副军长李九思说，刘振三曾告诉李九思：“如徐州有大的战争时，五十九军的一切行动应当听张副司令指挥。”
李九思原是三十八师师长，因反共作战不力被撤职，调任五十九军副军长，在徐州住在家中。由于李当时没有兵权，我也不愿将起义计划过多的泄露，故起义时，李未参加，他对此引为终生憾事。
我还多次作过张岚峰的工作。张是我的亲戚，原为西北军，曾在日本学习，在汪伪时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由于他总是脚踏两只船，最终遭到覆灭。
徐州是交通枢纽，许多部队及后勤机关均在徐州停驻。每当解放军进攻到徐州附近，徐州市内就一片慌乱。徐州“剿总”为了安定军心民心，维持秩序，一九四七年，决定成立徐州地区守备指挥部，任命一位守备指挥官，管理徐州及附近各县驻扎的部队 (不包括有组织的大部队)和地方团队。凡是以上部队出入徐州，都要报告指挥部。此外，还兼管修筑徐州市内的半永久性工事。“剿总”参谋长郭汝瑰是我在陆大的同学，他知道我在徐州，推荐我担任守备指挥官一职。我考虑担任这个职务，便于掌握徐州军队行动及工事情况，又可自由出入“剿总”，到参谋处看阅军事情报和军事图表，随时了解军情的变化，因此，我同意兼任这一职务。
在担任守备指挥官时，我经常派人将徐州敌军情况及工事图表送往三野。在此期间，蒋纬国的战车团也归我指挥，他还向我表示，战时保证将一辆指挥用的战车交给我使用。徐州市长滕杰也归我指挥。滕杰是蒋帮特务，对我夸口说，徐州市完全被他用特务控制了。徐州确实是到处都有特务活动，这些特务故意露着手枪，到处敲诈勒索，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滕杰无耻地吹嘘他的工作，对我说，“共产党在徐州根本无立足之地”，“有个共产党在徐州，多年也不敢活动”，还说：“有个共产党刚到徐州，就被逮捕了。”他说得口吐白沫，洋洋自得，但万万没有料到，眼前他自己就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指挥之下，整个徐州正处在共产党员的控制中。
淮海战役前夕，军情十分紧张，蒋介石对我任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不放心，对冯治安在第一线也不放心，便改任冯治安为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过不多久，对冯治安还是不放心，又任李弥为指挥官。
郭汝瑰在解放后对我说：他早已与地下党有了联系，看到蒋介石独裁腐败，早晚要垮台，所以，他是有意推荐我担任守备指挥官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三野派联络部杨斯德、李连成、孙秉超三位同志来到徐州，向我传达了陈毅同志及三野首长的指示，告诉我说：解放军将于十一月八日发起进攻，应争取国民党两个军起义。我立即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敌情，研究与解放军配合的具体办法。
由于我的住处是在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内，人员来往频繁，监视也严，我便很快给他们三人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军装。考虑到我这里不便生人长时间居住，行动不安全，而何基沣是贾旺前方指挥所负责人，家眷又在那里，容易隐蔽，同解放军联系也比较方便，我就与何基沣联系好，派人送杨斯德等三位同志去贾旺，以南京派来的“高参”名义在何基沣处住下。
起义前夕，我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冯治安因为我曾多次动员过他起义，也知道我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动员过不少原西北军高级将领起义，所以对我存有戒心，一直令我住在徐州，不允许我接近部队。此外，不久前李德全通过解放区的电台号召西北军将土起义，加重了冯治安对我的戒备，对我监视更严了。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我想，我留在徐州，不和部队在一起，怎么组织起义呢?一九四六年，党中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给我布置的任务是争取高级将领及大部队起义，现在，冯治安顽固不化，而起义的时机已经来到，我必须设法脱身，尽快赶到贾旺，以保证起义的顺利和成功。这时，前方已有了战斗，我便向冯治安提出去贾旺参加作战指挥，并通过何基沣及五十九军高级将领向冯提出同样要求，冯一概拒绝。我严正对冯说明：“前方将有大的战事，我应该到前方去，前方的军、师长也要求我前去共同作战。”冯想出个主意，把各军长请到徐州他这里，由我主持开会，讨论作战计划。
于是，在十一月七日这天，本部的高级将领会议就在冯治安住处召开了。参谋长陈继淹(大特务，解放后被镇压)参加了。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不在，由副军长孟绍濂参加。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有病，由副军长许长林参加。冯治安有时也参加听听。会议由我主持，上午开了半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午后继续开会。晚上，冯治安要宴请在徐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邱清泉等，他走了，留下陈继淹及冯治安的亲信，继续开会。这时贾旺来电话找我。开始是何基沣，只说了句“有人和你说话”，接着便是杨斯德同志的声音，他催促我即刻到前方去。电话机在楼梯下，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会议室内可以听得见电话对话。我充分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我知道如有一点疏忽，事情败露，全局都可能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一面压紧耳机，一面告诉他们：“现在还在开会，会后争取早去。”陈继淹已有了怀疑，我把耳机刚放下，他就急忙追问是什么人来的电话?声音为何这么大?有什么事?为什么这么急?我敷衍他说：“是何基沣电话，还是请我到前方去的事。”
夜间十二点多，冯治安回来，询问讨论的如何，孟绍濂副军长回答：“还是需要张副司令到前方去。”冯说：“今晚谈不完，明天继续谈。”坚持不让我前去。我在此困境中冷静地思考到，明天(八日)军队就要行动，孟绍濂等在此，部队无人指挥，势必混乱，于是我提议说：“前方紧急，指挥官都在这里很不利，今晚必须先让他们回去做好准备，明日可再来。”冯表示同意。凌晨一点多，会议暂停，我交待了一下，孟绍濂副军长等便走了。
对起义的准备和一些细节，我又反复想了很多，我想:五十九军的军长、副军长及师长、团长，我都已作好工作，起义没有问题。对七十七军，何基沣历史较久，可以由他处理。我了解师长过家芳没问题，军长王长海有病不问事，师长李宝善是冯治安亲信，但问题也不大。我回到营房后，立即收拾随身的简单用具，决心火速去贾旺前线。屋子里的东西基本未动，以免我的行动被人察觉。
十—月八日凌晨四时左右，我要来吉普车，带了一个随从，向贾旺出发。当时，徐州四周已戒严封锁，等侯出入的车辆拥塞在路上。我的车直开到栅门口，哨兵见我身穿军服，又是高级将领，马上开门放行。
我以为走的很机密，但不知陈继淹已派人监视我。我一出发，陈便知道了。在冯治安楼下住的是冯的随从高级参谋尹心田。解放后，尹告诉我说，八日早晨，陈继淹慌慌忙忙进来对尹说：“张副司令开小差了，你知道吗?”说完就匆匆上楼向冯治安报告去了。半小时后，冯全副武装走下楼来，叫尹准备汽车去“剿总”见刘峙。尹问冯做什么?冯说：“去报告张副司令的事。”尹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峙一定会批评你过于张皇。”尹建议：“最好先打电话到各处，问问张副司令是否在那里，如果在那里，请张副司令回个电话。”这样，冯治安犹豫了，没有立即去报告，给我赢得了时间。
由徐州到贾旺的中途，是一三二师过家芳的防地。我与过家芳交谈后，打电话给何基沣，说我即刻到达贾旺。在一三二师停留期间，我得知冯治安已给前方各司令部打了电话，要我回电话。为了稳住冯治安，我到贾旺后就打电话给他，说：“前方吃紧，我到前方来了。解放军昨晚已开始攻击运河闸了，在这重大战争面前，我必须和我们部队同生死共患难。我希望你也来前方。”冯治安自然是不敢来前方的，他就送了个顺水人情，命我在前方负责指挥。这样，又为起义赢得了时间。
我是在上午八时到达贾旺总部的。何基沣告诉我说：“昨夜孟绍濂副军长从徐州赶回来以后，立即在五十九军军部召集了一个军、师领导干部会议，杨斯德同志出席并宣布了起义计划，解除了一些人的疑虑。”当谈到有些反动分子可能破坏起义时，一八○师崔振伦师长拔出手枪说：“谁反对，以手枪对待。”最后，大家完全同意起义，决定八日中午出发，向台儿庄集结。总部通信官樊云门把无线电台及电话都已控制起来，把冯治安和刘振三家中的东西放在总部柴油车上运往徐州。此后，禁止任何人去徐州。
五十九军原定八日十二时出发，我到贾旺后，为防迟则生变，立即命令提前行动，规定口令为“杨斯德”，按原定的行军路线，于当晚陆续开到台儿庄附近。这时，很多部队下级军官及士兵不知道起义，谣言很多，我于是到几个部队说明了起义的必要。后来听说有几个国民党顽固分子向团、营长借手枪，要打死我，但没有人支持他们，未能得逞。
九日早晨，由于一些反动家伙煽动部下反对起义，有一部分人开了小差。崔振伦师长向我反映部队军心不稳，我就和他到部队去，首先到了段逢源团，经过我的讲话，都安定了。段团是起义部队中最完整的一个团。炮兵在指挥官时云朗的领导下，表现也不错。以后，师部走的人也陆续回来了。
就在九日这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向台儿庄我们驻地开来，知道我们是起义部队后，便迅速向南开去。我们起义部队就由专门来台儿庄欢迎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带路，向临沂开拔，和解放军南北对开。在欢迎我们的人中，有当时华东野战军联络部长陈同生和华诚一同志等。在临沂休息一夜，又开往莒南、大店一带休整。沿途人民群众早有准备，象办喜事一样欢迎起义部队，米面柴炭，鸡鱼肉蛋，样样都有，各村树上、墙上贴满了“欢迎一一·八起义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标语，使起义部队受到很大鼓舞。
淮海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刚刚打响之时，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的二万三千余官兵，在人民解放军的周密配合下，于贾旺、台儿庄防地起义成功了。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让解放军得以迅猛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造成蒋军上下混乱，惊恐动摇，对于徐州战局及淮海战役起了一定作用。后来，有位同志告诉我，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这次起义，急切地盼望着起义成功的电报，八日下午就问军委负责情报工作的李涛同志起义的电报来了没有。九日上午又亲到机要室询问，并嘱咐说，电报一到就立即送给他。由于电台通讯路线故障，电报晚到了一天，九日下午四时，毛主席接到华野前委发来的关于起义成功的电报，毛主席一手拿着电报，一手端起茶缸，健步走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室，对他说，张克侠、何基沣率军起义成功了，淮海战役多了一层胜利的把握。晚上弄点酒来喝。当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起为庆祝淮海前线起义成功，高兴地喝了点酒。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全体起义官兵通电全国，揭露蒋帮勾结美帝进行反人民内战的罪行，号召蒋军内部一切爱国的军政人员和仁人志士早日起义。十二月九日，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张云逸、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复电慰勉；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也在十二月十日来电奖励，指出我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
在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和指示下，我在白区工作近二十年后，终又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在我竭力争取冯治安无效之后，冯及其爪牙伺机要对我下毒手，并企图阻挠我去部队，以达到破坏、瓦解起义的目的。但是他们未能得逞。
部队起义后，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掩护了我的家属，将四个孩子撤离北平，护送到解放区。不久，我的女婿王永康也经地下党介绍去解放区工作。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起义部队在华东野战军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整训。工作队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五十九军工作队主要负责人是陈同生同志)。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官兵的革命觉悟也有了一定提高。
整顿工作基本结束时，中共华东局接我和何基沣到益都，开了一个欢迎会，给予我们很大鼓舞。当时，天津战役正在进行，华东局为防止天津溃兵南下，命令部队开赴博兴、齐东一带，一面继续整训，一面担任河防任务。
一九四九年元旦左右，部队开往安徽灵璧县卢庄集整编。二月十八日，五十九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三十三军，由我任军长，韩念龙同志任政委，张振球、孟绍濂同志为副军长，下属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师，七十七军与另一纵队合编为三十四军，由何基沣任军长。三十三军归第九兵团宋时轮同志指挥。改编就绪，即开往巢县，准备渡江作战。
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陈毅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内容是，“克侠同志，兄领导起义后，弟往来南北不克在部，故未畅叙，深以为歉。郭政委(指：郭化若同志)来此，谈及兄部改造经过及兄努力学习情形，甚好甚慰，望继续努力。得便当谋快晤。匆匆，致布礼。”陈毅同志军务繁忙，但他对我的关怀与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感激和怀念他。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举行了全面的大进军。四月二十一日拂晓，在九兵团指挥下，三十三军随二十七军之后，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从安徽的泥沙坝、外滩横渡长江天险，全部顺利地在南岸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蒋军部队被歼一部，大部南窜。我军奉命向东疾进，二十七日进抵广德，二十八日五时继续东进。这时，前卫抓获一名俘虏，得知芜湖、南京、镇江一线江防蒋军约八个军向杭州溃窜。当时，军部及一个团在广德，别的部队都在东进之中，彼此相距很远。我军当即报告上级，决心截击逃敌。经过一天的战斗，歼敌万余人。这是我军改编后的又一个胜仗，锻炼了部队，也为今后胜利作战打下基础。
在南逃蒋军被歼后，蒋介石又在淞沪地区集中残部十五万人左右，妄图凭借坚强工事，作垂死挣扎。第十兵团进击上海，阻于工事，伤亡较大，因此，将我军划归第十兵团指挥。经过九、十兵团英勇作战，并与友军配合进攻，上海宣告解放。九兵团奉命担任淞沪警备任务。以后九兵团开赴朝鲜，任务移交三十三军，由郭化若同志任警备司令，我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一九五○年公开党籍时，党中央组织部于三月七日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全文是：
“张克侠同志，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学生。大革命时期由西北军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八年在校曾请求入团入党，但因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 西北军首脑冯玉祥也背叛革命，本人为西北军所派，故未被批准。回国后即在冯玉祥处任职。在冯、阎反蒋战争时，本人一九二九年赴沪，得由张存实同志介绍入党，并负党的任务回西北军工作。此后因党未派人联系，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因公赴沪，复通过张存实同志与党取得联系，后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曾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工作，与党保有联系， 同时并与第三国际一位马同志有工作关系。陆大毕业后，历任二十九军及五十九军参谋长等职，在二十九军曾掩护我党在该军工作，在五十九军亦曾与王梓木同志通讯联系。抗战初期在武汉与我周、叶、陈诸同志联系，至一九四○年后曾中断。自卫战争开始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上述情况，经张存实、王梓木、肖明、徐冰、叶剑英，曾志等同志分别证明属实。
据此，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一九二九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保有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
正当组织告诉我这一决定的时候，我的儿子木铁随第四野战军进入广州。他来信告诉我说，他已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复信将党中央组织部关于我的党籍问题的决定告诉他，他十分激动，来信写到：“我在您的身边成长，从您的身上看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它鼓舞我离开旧的社会而投奔革命。但是，我从不知道您是一位共产党员，妈妈和所有亲人也不知道。在我入党时，我曾为不真正了解您而痛苦。今天，我们可以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并肩作战了。”
全国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由于年迈体弱，请求转业，从事绿化祖国的工作。一九五○年被任命为华东农林部部长。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我被任命为林业部副部长，以后又兼任林业科学院院长、分党组书记等。
没想到，我在西北军中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歪曲。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迫害老干部，我也不能悻免。他们说我是什么“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起义，真破坏”，无中生有给我罗织了一百多条“罪状”。这时，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同志等都明确表示我是无辜的，但“四人帮”一伙并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一九六九年八月，我被下放到广西农村，一九七一年六月，因我年老多病，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才返回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前途一片光明，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得到了适当安排。在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在“四化”中做出新的贡献。为了表达我的心情和决心，我写了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风云半百暑又寒，历尽坎坷知艰难。
喜看江山春烂漫，壮心不已永向前。
发表于 2013-7-10 22:27:02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