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据说1970年毛泽东第三次上庐山,在和服务员聊天的时候又谈起过贺子珍。他说,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个人,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跟贺子珍曾在庐山见过一面。 一 贺子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搞坏了身体,埋下了多种病根。1949年夏,作为南下干部,贺子珍被任命为浙江省妇联主席。这个时期,她在杭州住了一阵子,身体时好时坏,很难正常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陈毅,是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的老上级、老战友。陈毅对她十分关心,为了便于她在上海治病和生活,便通过组织手续将她调至上海市委组织部,挂名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请著名的神经科专家为她治病。此外,为了使她的身体尽快得到康复,陈毅还多次安排她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贺子珍在上海居住期间,毛泽东曾给她写信,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爱护身体。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二 1958年7月,贺子珍迁居南昌。贺子珍离开上海迁往南昌的原因,一是由于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外交部长);二是由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方志敏之弟)的妻子朱旦华原是毛泽东大弟毛泽民之妻(1943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朱旦华带着她跟毛泽民所生的儿子毛远新与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朱旦华跟贺子珍往来密切;三是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也诚挚而热情地邀请贺子珍到江西居住。此外还有更深一层原因,那就是江西是贺子珍的故乡,从少女时代的大革命时期起,她曾在这里连续浴血奋战了十年,对这片红土地一往情深。 鉴于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中共江西省委除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专职医生、护士之外,还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替之。 “姨妈”住在三纬路一幢幽静而安全的小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而身边则放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还是当年在江西苏区时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这里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有几百米,毛泽东每次南巡途经南昌总是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虽说“姨妈”的住处与1号楼仅一箭之隔,但彼此却没有见面的机会。
三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带着也是高级干部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庐山。陶铸听说自己的老朋友、曾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的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便下山看望。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了山。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很熟悉,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便带着女儿去看望。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11月她去西安时,正逢曾志去延安,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但却未能见到人。后来,她搭车去了兰州……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当然不敢实说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毛主席也在庐山的事,怕引起她思想波动,只说是到庐山休假的。贺子珍马上就问:“你去北京开过会?见没见过毛主席?”曾志点头答道:“常见到毛主席!”贺子珍接着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情况,显得非常关心。 深受感动的曾志回到庐山便去见毛泽东,见毛泽东心情很好,便说:“主席,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乍一听,毛泽东一怔,随即便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嘛,看不出有精神病,跟我聊起往事,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战斗年代!” 毛泽东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已沉浸在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之中。忽然,他眼睛湿润了,深深叹息了一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抖掉渗出的泪水,用低沉的声音对曾志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主席,应该见见她!”说这话时,曾志眼眶里也闪动着泪花。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有点儿担心。 “放心!”曾志斩钉截铁般地回答,“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沉思有顷,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曾志激动地说:“我明白,主席请放心!” 四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当时正下派在江西省任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向他面陈毛泽东的嘱咐后,他当即便去找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一起研究,准备安排毛、贺见面。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1959年7月7日中午杨尚奎郑重地对妻子水静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水静不解地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杨尚奎面露少有的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水静瞪大眼睛看着丈夫,良久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可一旦成为事实,人们又总觉得非常突然。“啊,这可太好了!”水静一脸喜悦地叫了起来。 “嘘!”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你听我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毛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决不能开到这边别墅区来,直接开到涵洞左侧的28号房,那里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杨尚奎特别叮嘱,毛主席一再交代,在贺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让她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防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 下午4点多钟,水静和朱旦华一道乘车下山回南昌。在车上,她俩商定,找了一个理由将贺子珍请上山,并且统一了说话口径,以免节外生枝。 晚6时许,车子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子珍的住所驶去。 贺子珍晚膳之后正坐在厅堂休息,一见水静、朱旦华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水静、朱旦华便“言归正传”。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水静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朱旦华接着说:“省委在山上开全会,检查前一阶段工作,讨论明年的工作部署,尚奎跟邵省长、志纯他们都很忙,委托我俩来请你!” 贺子珍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水静和朱丹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朱旦华说,“到山上,跟我们住一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不用带了!” “好呀,到时候要麻烦你们呐!”贺子珍微笑着说。 水静便跟上问:“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来接你,行吗?” “行啊!行啊!”贺子珍高兴地答道。
五
第二天,即7月8日下午,水静和朱旦华准时把车子开到贺子珍住处。待贺子珍上车后,车子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上,水静和朱旦华不断和贺子珍说话,尽谈些轻松、愉快的事,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便到了庐山牯岭。水静让司机将车子直接开到汪东兴、杨尚奎特地为贺子珍准备的住处。 晚饭后,朱旦华回自己的住处,只留水静一人陪同贺子珍。安排好贺子珍休息之后,水静给杨尚奎打电话,报告客人已到达并已安排就寝的消息。杨尚奎要水静陪着贺子珍,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水静又和毛泽东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通过电话问道,口气显得有些激动。 “一切都很好,请放心!”水静轻声答道。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毛泽东说完就搁断了电话。 9日午饭之后,水静趁贺子珍午睡的机会,独自乘杨尚奎的车,悄悄去了毛泽东居住的“美庐”。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她。水静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地向他汇报了一下。 “很好!”毛泽东对水静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这里来,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 “好的!”水静答道,又问毛泽东,“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毛泽东回答道。 显然,毛泽东是想尽量缩小知情面。待一切问清楚之后,水静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 水静便起身说道:“再见,主席。晚上9点我一定将大姐送来。” 六 夜色中,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我会注意的,你放心。”接着他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七 水静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水静霍地站了起来,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她于是说:“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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