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火烧航海图

ssgo2008

　　　　郑和下西洋是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然而，在明代对于这件事情的功过则存在非常大的争议。至少在四百来年的历史评价上，官方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主体上是对郑和持批评意见的。

　　　　话说1477年，宪宗皇帝希望重新下西洋，因此便命内廷宦官传令兵部，要求将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取来。这个消息一出，可急坏了一人。此人就是车驾郎中刘大夏。

　　　　刘大夏暗自沉吟：三宝太监是一位好人，据说此公刚正廉洁，对国家忠心耿耿，对皇上的忠诚日月可鉴。但他好大喜功地下西洋，劳民伤财，下西洋使上万将士为之殒命。运回来的东西呢，都是一些奢侈品，对百姓生活没有任何好处。唉，我该怎么办？如果当今皇上也好大喜功，这可如何是好？

　　　　沉思良久之后，刘大夏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着桌面，“罢罢罢，我决不能让皇上得到航海图。”想到此处，刘大夏来到了档案库。因为他身居车驾郎中又主管档案，所以，很快就找到了航海图。趁人不备，他把航海图藏到了身上。之后，回到了兵部大堂。兵部尚书项忠接到圣旨也急忙去档案库寻找，结果当然是不见踪影。

　　　　宪宗皇帝见航海图找不到了只能作罢。后世的一些官员、知识分子根据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演绎，传出了刘大夏火烧航海图的故事。

　　　　因为刘大夏“烧”了郑和的航海图，近几年对刘的批评在网络上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其实，仔细看看刘大夏的生平，我们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刘大夏是一个好官，在今天看来属于典型的思想守旧，好人办坏事儿。作为后人心平气和地对其评价是应当的，而且照某些人所说的，如果郑和继续下去，那将……其实，这纯属臆测。就算郑和发现了美洲又能怎样？结果还是一样，中国仍然不会有“欧式地理大发现”。为了给刘大夏这位明代的治世能臣一个诉说的机会，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刘大夏这个人的简历。

　　　　刘大夏是湖南华容人，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其实，刘大夏是否烧了航海图难以证明，但藏匿起来确属无疑。因为，早在1465年（成化元年）越南（安南）入侵老挝，宦官汪直便建议趁机攻击越南。宣宗立刻要求兵部交出永乐年间征战安南时的地图，兵部职方司主事刘大夏便将图册藏了起来，结果致使管理图册的官员遭到毒打。刘大夏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打死一个小吏不过是一条命罢了，如果安南战事一开，死的人可就不止是千人万人了！”

　　　　刘大夏一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弘治六年（1493年）黄河决口，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刘大夏前往山东、河南治水，经过两年的奋战，两省水患终于解除。三年之后，刘大夏积劳成疾回到了湖南。在乡间他将俸禄都周济给了本地百姓，人称“东山先生”。

　　　　刘大夏居官四十多年，为官清廉，其子孙后代皆非常清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大夏为人非常和善，即使祖田被人霸占都不言不语、息事宁人。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刘大夏见明武帝昏庸无比，连续上疏请求归隐。两年后因为受宦官刘开诬陷，刘大夏被捕入狱。幸好，三个月后刘瑾被杀。正德十一年五月，81岁的刘大夏病逝。

　　　　由此可见，即使刘大夏真的烧了航海图，诸位后人也没必要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丑化。而且，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刘大夏只是藏起了航海图，等事情平息后又放回了原处。航海图最终被销毁的原因，一是明朝灭亡档案丢失；二是清朝为了禁海，乾隆皇帝下令烧了航海图。至于航海图被谁烧的，我们实在没有铁定的证据。

　　　　就算郑和航海图没有被烧、被藏，明帝国仍然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首先，正德皇帝寻找航海图去海外的目的，还不如永乐皇帝宏大、富有战略眼光。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仅仅是显示自己的治国能力而已。其次，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扩大海外贸易，从而让中国尽早进入资本主义，避免明代灭亡的命运，甚至不会出现晚清之后的民族大耻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式地理大发现”所蕴涵的和平理念，与“欧式地理大发现”的血腥的对比是那么的强烈。

　　　　中国人不会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

　　　　杀死麦哲伦的民族英雄

　　　　1521年4月27日（也有的说是4月21日），带着六十多名侵略军士兵登上今天菲律宾马克坦岛的一位白人——老麦，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名高傲的贵族，并以杀死“异教徒”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皈依为他所信仰的宗教为己任的人，这一天成为他的末日。

　　　　“酋长，你们应该懂得你们的信仰是邪教，应该归信我们！”“胡说，你是谁！”“我是来拯救你们的使者，我们将把你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不用，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光明之中。”“这么说，你们是不想了。那我将强迫你们信仰！否则，你们就将被视为异教徒，将被彻底消灭!”“我们从来不怕威胁，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失去生命！”

　　　　“开火！”老麦大叫一声，躲到了一边。在他身后的六十多名士兵开了火。顷刻间，数名当地土著居民被枪杀。那位酋长飞身跃起，一手抓住树枝，从侍卫手中接过了大刀，厉声说道：“杀死他们！”说罢直扑老麦。标枪呼啸而至，侵略者相继倒下。老麦这时站起身，拔出了身上的佩剑，左手叉腰，他想用优美的欧洲击剑动作来迎战眼前这个高大的皮肤黝黑的“土老帽”。

　　　　在他的心中，他是高傲的贵族，而对面的人却是一个不懂得进化的“蠢人”，他认为他的剑可以刺穿对方的胸膛。然而，他错了。当他的剑刺向对方胸膛的时候，那人健壮的身躯非常轻松地躲开了。左手的盾牌当的一声挡住剑，右手的刀猛然砍向了老麦。老麦吓得缩颈藏头，还未等他明白过来，壮汉的脚已经踹在了他的脸上。正当他想站稳脚跟并举剑刺去的时候，他的胸口一阵剧痛，壮汉的刀尖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

　　　　老麦的身子慢慢倒下，他没有想到自己41年的人生，竟然会结束在异国他乡。

　　　　这个人死后，有人说他是位伟大的人，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对物质进步、科学进步、历史进步产生巨大推动力的人，有的人却说他是给当时乃至四个世纪的当地人带去无穷痛苦的侵略者。他就这样被杀死了！有的人为此沉痛悼念，并形容为惨死、牺牲；有的人却为之欢呼，有的人将杀死他的拉普拉普视为民族英雄乃至亚洲的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杀死殖民领袖的亚洲人。

　　　　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道德观将会让我形容那个时刻的词汇不是“伟大的航海家在不甘中慢慢死去”，而是“当拉普拉普那正义的刀刺进了侵略者麦哲伦的胸膛时，当罪恶的血液喷溅而出时，正义的时刻终于来临。一切爱好和平的人都应该欢呼个伟大时刻的来临！”

　　　　在一本《最遥远的航行》的书中记载了麦哲伦被杀死的经过，比我描述的要血腥。他首先被人用长矛刺中拿剑的右臂。之后，侵略军用盾牌围住他想杀出重围，这时一位勇士挥刀上前一阵猛打猛杀，最终砍伤了麦哲伦的左腿。其他侵略者仓皇而逃，完成了所谓的伟大航行，而留在岛上的贵族麦哲伦则被刺成了筛子被扔进了大海。

　　　　中国乃至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为代表的“欧式地理大发现”（以郑和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我称之为“中式地理大发现”）敬佩之至。然而，世人也应看到，“欧式地理大发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了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的恶魔。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国在各个文明古国中对外侵略最少，对世界和平贡献最大。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如果十四五世纪的中国人和当时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一样，如果郑和带去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是一片火海。当时的欧洲乃至世界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阻挡明帝国的刀剑。

　　　　郑和带给人类的是和平。如果世界上有人敢说中国人好战，那么他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我们中国在最强大的十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主动到别人家里去砸坏人家的锅、抢夺别人的妻女、杀害别人的亲人。

　　　　当1497年达·伽马正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时候，阿拉伯航海家马吉德带领他走出了死亡圈，因此，他才能够到达印度。第一次印度之行他还没有露出殖民者的本性。然而，当1502年再次来到印度的时候，他露出了他们国家贵族习以为常的海盗本色。在海上他不但杀害帮助他的当地国王，还垂涎阿拉伯商船的财宝，将船上几百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就连随行的葡萄牙船员都评价他的这种行为是“残暴和最无人性的手段”。

　　　　而哥伦布呢，他的最大贡献就是让欧洲人发现了一块儿新大陆而已，可对于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整个欧洲都有原罪。因此，对“欧式地理大发现”绝不能抬高，否则会造成“物质高于一切”的负面思维泛滥。

　　　　中国人绝不可能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郑和所代表的“中式地理大发现”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许多喜好历史的人的头脑中，都萦绕着一个疑问：假如郑和的航海事业能够继续下去；假如郑和的船队遇到西方的船队并将其彻底打败；假如再给明朝几十年的时间，晚明昌达的商品经济……所有的假如都代表着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愤恨。

　　　　这种愤恨源于在1840年后我们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而在此之前的十七个世纪里，我们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都是世界第一。我们难以忍受这种突然而至的屈辱以及被学生们欺负的现实。

　　　　英国的那位退役海军军官又告诉我们：郑和其实是真正的“地理大发现”的开创者。它贯通了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五大洲的市场。

　　　　郑和发现了美洲同样不用惊奇，因为，早有商朝时中国人就到达过美洲的说法。

　　　　攸侯喜发现美洲大陆的传说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趁着殷朝主力对外征战之际，突然联合八百诸侯进攻朝歌。牧野一战，纣王临时拼凑的军队被姜子牙率领的反商军打败。纣王自fen，天下易主。消息在半个多月后传出，事情已定、王驾已死，各路勤王大军纷纷止步等待武王下一步作为。人心已动。

　　　　然而，诸侯中却有两位不愿承认周武王为新的王。他们是攸侯喜和摩虞侯。二人听说纣王已死、朝歌已破之后，集中了部下和眷属，以及溃败的商朝军队、商人共计25万人东渡大海，漂向了未知的世界。

　　　　他们去了哪里？无人知晓。又是外国人先给咱们指明了方向。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发表了《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正式提出，中国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到了美洲。其后，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提出假说，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

　　　　其后，1913年兴公、魏声、陈汉章、朱谦之等人相继支持外国人的观点。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史学巨擘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商人的一部分败退到了美洲，而大部分商人则败退到了商人的发祥地河北、辽东一代。

　　　　攸候喜率军民25万人失踪之后，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兴起了奥尔梅克文明，而这一文明与殷商文明极为相似。攸侯喜之所以跑到美洲，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从山东半岛坐船想回辽东，那是商人的根据地，可巧路遇大风，最终迷失方向漂到了美洲。

　　　　郑和的“中式地理大发现”代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无论中国人以后是否重视海洋经济，以中国人的本性根本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明朝中后期一些帝王之所以支持“海禁”，并不能排除“欧式贸易”中的负面因素：种族屠杀以及奴隶贸易。很难想象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就不会出现。“欧式贸易”的“原罪问罪”被人集体忽略了。

　　　　现在，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欧式地理大发现”实现的历程。

　　　　在“欧式地理大发现”之前，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中国——中亚——里海——黑海——小亚细亚——西欧

　　　　第二条：中国——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叙利亚——西欧

　　　　第三条：红海转陆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两河流域——波斯湾——中国

　　　　明朝时，红海这条路被阿拉伯商人控制，地中海则被威尼斯、热那亚商人垄断，中亚黑海则被蒙古人垄断。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影响地中海贸易，欧洲人对三条商路都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与此同时，在欧洲从王者享用到日常商品交易对黄金的需求量大增。但此时，欧洲的金矿产量逐渐减少。关于欧洲人对于黄金的需求，哥伦布曾在日记中说：“谁有了它，谁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而这时，“地球是圆的”的地理学说日渐得到承认，航海技术大进步特别是中国的罗盘针在13世纪传入欧洲，万事俱备只欠有人敢于冒险了。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非洲的林达城后，1419年占领了马德拉群岛，1432年占领阿苏尔群岛，1445年占领佛德角，70年代占领几内亚，1487年到达好望角（其实郑和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到达了好望角）。由此，开始了地理大发现。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只船和90多个水手，由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在1493年到达古巴和海地。之后，哥伦布又到了巴拿马。因为哥伦布以为到的是印度，所以称其为“印第安”。达·伽玛率领四只船和100多个水手，于1497年7月8日离开里斯本，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的卡利库特。此行，得到的香料、宝石、象牙等物品载回欧洲获利六十多倍。其后，葡萄牙人立刻再次派出13只船远航，但被风暴吹到了南美巴西，于是他们占领巴西。

　　　　1502年达·伽玛率领20多艘船和数千名士兵，占领了非洲东海岸莫三鼻给（今莫桑比克国的莫桑比克市）、苏法拉（今莫桑比克国的见拉）等地，又以海盗的行为洗劫印度、阿拉伯船只。1509年葡萄牙人击败了由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组成的联合舰队，由此垄断了东方贸易。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领5只船和250多个水手从西班牙出发，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其后麦哲伦被杀，剩余船只经过印度洋绕过非洲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海上航线的同时，英国和荷兰也在进行同样的事情。1497年亨利七世命令卡波特开辟新航线，结果到达了北美洲。其后，于1553年向北航行准备开往印度，但威罗贝爵士最终被冻死在俄罗斯。其后，荷兰人也向北航行准备从北冰洋前往中国和印度。

　　　　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中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终，两国先在1494年划定了“教皇子午线”；其后，又在1529年于萨拉哥撒对世界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此后，相继侵略了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家，进而与中国发生冲突。但葡萄牙人屡次战败，不得已与中国合作，在澳门充当起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乡镇级行政管理人员，负责中国与欧美日贸易的中介事务。

　　　　与中国的相对幸运相比，非洲和美洲人民则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之后的15—17世纪中，欧洲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对世界人民进行掠夺。以今天的新西兰为例，当年英国人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说是租借，当双方签订合同时，英文版本写的却是“卖与”。而在非洲，仅葡萄牙人就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100年里，掠夺走黄金27.6万千克。

　　　　自1442年开始，葡萄牙人将非洲当地人卖到欧洲为奴。1501年西班牙人也开始贩卖黑奴，从而形成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仅在海上病饿而死的非洲人就有数百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所以向美洲大规模地贩运奴隶，除了惊人的利润（几个杜卡特买一个黑人到美洲后可以卖到几百杜卡特）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被大规模屠杀后所造成的人口锐减。西班牙人占领中美洲、南美洲后，在短短的七八十年内就屠杀了1200万到1500万印第安人，在古巴、牙买加等国仅用了二十多年就杀光了所有印第安人，海地、墨西哥、秘鲁等国家的印第安人被屠杀了九成左右。葡萄牙人占领的巴西也同样如此。

　　　　然而，中国会这样吗？显然中国不会这样，“中式地理大发现”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是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友好通商。然而，当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对郑和的战略性任务没有任何帮助后，他们就不会再光顾这个地方。比如，郑和船队到达印度南部进行了友好通商后，郑和的使命完成了，中国人留给当地人的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正如侵华的排头兵葡萄牙人、第一任赴中国使臣皮雷斯所说：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而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的且非常富饶的国家。由于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被制服，所以马六甲总督无需动用许多军队，用征服马六甲的10艘船，即可将中国沿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也许有人说，“欧式贸易”的原罪问题已经被谈得够多了，这是小节问题。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欧式贸易伴随着数千万人被屠杀以及上亿人被奴役，可以说，太平洋从来没有太平过，大西洋也是海底冤魂出没，欧式贸易的价值何在？

　　　　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式地理大发现”在贸易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外国敬献，中国赏赐，而使臣夹带的“私货”也主要被达官显贵们买走。尽管明朝后期使臣夹带“私货”的现象越来越多，民间富商们也开始购入外国商品，但这种贸易基本上是纯“进口”，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随着国力、主要关注对象的变化，朝贡贸易自然会起起伏伏。因此，“中式地理大发现”即使成立，郑和就算到了美洲甚至澳洲乃至欧洲，无疑是多了几十个朝贡国而已。而中国在这种贸易中永远是“最大的利益的亏损者”，在这种贸易中，中国只是对外给予。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在其他海外国家尚不足以威胁明朝安全的情况下，在北有强敌需要广泛国际合作的形势下，在传统明君观念的影响下，郑和以及朱棣都不可能对当时的各国进行殖民侵略，至于美洲，乃至欧洲、北非，即使中国船队到达这些地区，也仍然是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甚至是有些贪恋和平的民族，中国无法实现“欧式地理大发现”，因此也就不会像15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那样，靠剥夺别人的生命、掠夺别人的财富来换取自己的兴盛。

　　　　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殖民侵略，会是什么？寻找建文帝？建立海外贸易？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意图

　　　　马三宝的故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领30万大军，联合奢香夫人等当地土司武装，进攻北元残部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在何代村傅友德的前军突然受到袭击，为首的竟然是一位没有成年的孩子。只见他骑着高头大马，手中一杆枪左拨右刺异常勇猛。在他身后还有许多少年。

　　　　傅友德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吃惊。“这些人是什么人？”傅友德问身旁的一名降将。“应该是马家军吧，唉，但马家军已经全军覆没了，现在都是一些孤儿寡妇呀！”“马家军？哦，明白了！你去看看这支队伍有多少人。”“是。”降将领命而去，三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大帐。

　　　　“我看见了，确实是马家军。领头的那个孩子叫马和马三宝！他爹马哈在一个月前被我们杀死了。他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看样子他是领人报仇的。大概有三四百人吧。”“什么！三四百人竟然与我20万大军对阵！哈哈，我倒要看看这个娃娃什么样子……”

　　　　1402年，朱棣领大军与自己的侄儿争夺皇位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支神秘部队从后面迂回包抄而来，突然间杀向了正在骑马助阵的朱棣，朱棣显然没有准备。正在慌乱之际，突然间一支箭射来，朱棣正巧侧头观看敌情躲过了一劫，箭射在王冠上。吓得朱棣大叫一声，战马长嘶，猛然跃起把朱棣掀翻在地。“哎呀！”这时朱允炆的队伍冲了上来，一人举刀便砍。

　　　　正在这时，突然斜刺里杀出一人，断喝一声：“休伤我主！”人到马到枪也到，“噗”的一声将来人扎死。

　　　　两年后的永乐二年，已然称帝的朱棣在南京的后宫召见那位救主的战将。“马和，朕念你救主之功，且多建奇功，想赏赐你点儿什么？”那人连忙回道：“万岁恩情，奴永世不能报答。怎敢奢求，只求万岁千秋万岁，永葆健康。”“从今天起，我想赐你姓‘郑’，你乐意吗？”“臣愿意。”“郑和，22年前你战败被俘，按照旧例将你阉割为奴，你不记恨我们吗？”

　　　　“万岁，既然您说是旧例，我还恨什么。自从我到了您的麾下，如今已有21年。二十多年，您待我不薄。我只愿来世做一个完人！”朱棣点了点头，“我对你是信任的，要你负责宫中的膳食以及宫殿营造，就是对你最后的考验。如果是别人接到这个活儿，定然是中饱私囊，而你却分文不取，公正廉洁。朕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交你去完成，你愿意去做吗？它很危险，但很刺激。”

　　　　郑和一听，连忙说道“万岁，何事？臣不怕危险，只求为陛下分忧。”

　　　　“朕要你为朕领兵出海，去完成一项任务。”

　　　　“臣愿听其详。”

　　　　郑和就在那一晚，领受了“下西洋”这一战略性任务。以前（包括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为了寻找玉玺和建文帝的下落。其实，仔细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顶多是原因之一，甚至连主要原因都够不上。

　　　　首先，建文帝即使活着也是一只政治上的死老虎，不会对朱棣构成致命威胁。是活老虎的时候朱允炆都不是朱棣的对手，更何况是失败后的死老虎。其次，玉玺尽管重要但有没有玉玺只是关系到面子的问题，对于朱棣的统治地位也无太大影响。

　　　　曾有人异想天开地说，朱棣怕建文帝在某个地方拿着玉玺这么一盖，之后就率领千军万马杀回来。如果玉玺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那么，朱允炆就根本没有必要逃往海外了。海外诸国更不会丢弃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帮助一个逃亡的君主。

　　　　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其原因除了提高个人威望之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和财政的考虑。当时，蒙元势力仍然有着巨大威胁，其势力范围不比明初朱家父子的势力范围小。北到俄罗斯东到高丽（朝鲜）西到阿富汗南到印度的广大范围内，蒙元都还具有影响力。当时最强大的蒙古国家是帖木儿帝国。

　　　　帖木儿在位期间（1370—1405年）不但对同属蒙古帝国的伊尔汗国、察钦汗国发动进攻，而且在1380年攻占了伊朗、阿富汗；1393年占领了南高加索；1398年入侵印度占领了德里（其后撤军）；1402年与当时风头正劲，吞并了东南欧的巴尔干地区，战败德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多国联军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激战，最终生擒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可以说，蒙元的各种势力在中国北部、西北部极为强大，在东北、西南也具有较为强大的影响力，明朝处于被半包围的状态，整个陆路被切断了。而东部以及东南沿海则没有实力强大的敌人。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说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战略目的。

　　　　第一，向各国展示实力，警示各国勿与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明初的海军非常强大，当时整个欧洲的战船合起来都不如明朝海军的实力。永乐时期拥有大约2000多艘可以用于战争的各类船只，具备投入数万乃至十几万军队攻伐的实力。因此，向这些国家展示海军的实力，显然是想让各国看到明帝国的强大，警告各国不要与明帝国的敌人为伍。

　　　　第二，与各国交好，给予其更大的好处，使之不与建文帝余部、蒙元合作。用现代词汇表示就是“花钱买和平”。你要什么？我给你。他进贡一分钱，我们还他一块钱。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每次郑和返航都会有一些国王、王子随船前来入贡，最后扎根于中国。你既然全都有了，打仗的冲动自然就少了。

　　　　第三，与其他国家合作共抗蒙元。永乐帝拨给郑和的将近三万精锐之师，对付海盗绰绰有余。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完全是为战争准备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属于这种目的。永乐二年（1404年）实力强大的帖木儿兵分两路，一路东进攻打明朝，一路南下攻打印度北部。

　　　　战争刚刚打响，明帝国就迅速作出反应。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便来到印度南部，在印度南部徘徊很久之后才继续南下。这就涉及从西南部出击攻打蒙古，策应印度对抗蒙元的问题。因为从陆路进入印度北部与蒙元对抗所需的时间、成本并不比海路少。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对其心理震慑显然更大。陆路进兵被敌人侦察得知的可能性很高，而海路的不确定性则增加了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当时蒙古军队攻占了印度北部之后，并没有长期驻守。郑和在印度南部的行动，相对起到了阻吓作用。

　　　　第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元朝被明打败之后，由蒙古建立的统一秩序被打破，亟须一个国家替代蒙古在亚洲的地位，再加上明成祖朱棣要体现其即位的正当性等因素，明亟须展开公关活动。

　　　　第五，配合陆路军事行动。例如，永乐初年，安南进攻老挝、广西和云南等地，永乐三年，朱棣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于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命令成国公朱能、西平侯沐成、新城侯张辅等率军攻击安南。可巧的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其船队就曾经在永乐四年正月到六月在越南海域徘徊。结果呢，安南的南方军队一直未敢撤兵。郑和率军进入占城后，安南更是提心吊胆，南部军队一直严密监视郑和的军队。可以说郑和的船队对于明政府仅用了九个月就活捉了安南伪国王、伪太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防止海盗势力与倭寇合流。郑和的目的之一是剿杀陈祖义海盗集团，并于首次下西洋就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个多达五千余人的海上武装集团曾令各国头疼，但在郑和的船队面前不堪一击：烧毁战船十艘，俘获战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匪首三人并带回京城杀了头。这样，既消灭了海盗，又震慑了倭寇，还在南洋各国赢得了威望。

　　　　基于上述六大原因，郑和开始了下西洋的壮举。但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对于明朝经济并无多大作用。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明代的朝贡贸易。当时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的主要贡品有：

　　　　朝鲜：金银器皿、白棉绸、貂皮、人参、白棉纸、种马。

　　　　琉球（今日本冲绳）：马、刀、象牙、玛瑙、丁香、苏木、胡椒、硫黄、磨刀石。

　　　　安南（今越南）：金银器皿、犀角、象牙、熏衣香、沉香、速香、木香、墨线香。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象牙犀角、孔雀、熏衣香、乌木、苏木、各类布巾。

　　　　日本：马、刀剑、各种用品、苏木、硫黄。

　　　　暹罗（今泰国）：象牙、犀角、孔雀、宝石珊瑚、各种香料、胡椒等。

　　　　对其他如真腊（今柬埔寨）、爪哇（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马来西亚）、苏门答喇（今马来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鲁迷（今土耳其）、天方（今沙特的麦加）、渤泥（今文莱）、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百花（今东南亚某地）、西洋琐里（今东南亚某地）、览邦、淡巴（今菲律宾某地）、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娑罗（今婆罗洲，又名加里曼丹岛）、阿鲁（今刚果共和国阿鲁市）、小葛兰（今斯里兰卡西北某地）、榜葛剌（今印度东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回赐物品价值大多高于进贡物品。

　　　　以上诸国的贡品分为“正贡”和“附带货物”。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十几倍到几十倍。附带货物在弘治之前基本都由明政府给定价格购买。弘治朝之后，则一半购入，一半进入官方指定市场进行销售。

　　　　当然，购买不全是花钱而是作价之后用中国产品折抵，当然也有回赐铜钱的情况，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回赐日本国王、王妃1.5万贯铜钱，给每次朝贡的正副使节、居座、通事等每人分别赏赐铜钱1万文、8000文、5000文。

　　　　明政府除了将一部分贡品赏赐给官员外，还将其作为薪俸发给大臣。之前，有些人经常提及这些物品有许多是日常生活用品，言外之意是百姓可以得到。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明朝前期百姓乃至民间富商们是无法得到这些番货的。

　　　　在回赐物品、指定价格中，为了彰显天朝的博爱，往往将价格提高许多，是民间贸易价格的几倍到上百倍。在这些朝贡国中，明政府对于朝鲜、暹罗、马六甲、琉球四国非常好。除了朝鲜以外，明政府对其他国家颁发的朝贡凭证勘合比较严格而且颁发较少，朝鲜除一年三贡之外，还有不少贡奉理由。对琉球、暹罗、马六甲三国的贡奉物品，在作价上高出其他国家许多。例如胡椒市价每斤3贯，琉球则是30贯、暹罗25贯、马六甲20贯；乌木每斤500文，暹罗和马六甲的竟然是40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与各国的朝贡贸易，极大促进了朝贡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日本，许多日本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往往会说：没有铜钱就难以指望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反观中国，除了树立“天朝上国”的威仪之外，只有大量货币流出。

　　　　明代的铜钱有相当一部分是宋代铜钱，本国铸造的铜钱本来就不够，却仍然大量赏赐给各国。再加上价格奇高，各国争相向中国朝贡，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这并非是真心出于对中国的尊敬，而实实在在是利益所致。当能够博取利益的时候关系就近，反之则远。这就是“花钱买太平”政策最大的不足。因此，郑和的下西洋壮举，虽然历史意义重大，但在经济上却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