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朝廷反改革面目彻底暴露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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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朝廷反改革面目彻底暴露 zz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Jun  5 00:08:04 2013, 美东)

改革的攻坚之年，终于到来。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为
关键——呼唤真改革的民意，在这一年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朝廷如何应对这
汹涌澎湃的民意，直接决定着人心的去留与改革的成败——但终究，朝廷还是义无反顾
地走上了假改革、反改革之路；革命，也终于不可避免……

反改革案例一：下达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

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谕旨
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
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
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议论干预的——“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
参预。”

禁止“绅商士庶”议论立宪事宜的同时，1908年1月，作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学
部，也秉承朝廷谕旨，明文禁止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在其下达给“大学堂”（清末大学
的通称）的文件里，如此严厉规定：

“（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
…………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
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举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
姑宽！”

上述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
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
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
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方面却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
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
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送给了英国，本国绅商则只允许“搭股”。

朝廷此举，引发两省立宪士绅的极大不满，随后掀起一场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当中，立宪士绅们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议会立宪”与维护自身权益之间存
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此次事件背后，“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
题”，倡议“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申报》上也刊有大量立宪士绅的
文章，尤其有文章一语道破机关——“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自
家的社论说得更明白：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之前那种借款便不会发生，更不会出
现这种绅商利益被朝廷予取予夺的现象，所以，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国
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

袁世凯个人意见即可决定铁路修筑权的归属，尤其让士绅们愤怒。《时报》因此竭力呼
吁速速设立议院，“以戢官场之专横”，期望以议院来压制官僚们的专制决断；在一篇
名为《论今日不能不开国会》的文章里，《时报》说道：“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
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要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则非召开国会不可。报纸甚至以扬言的态度号召民众，假如政府不立宪，不开
国会，不给民众以代表权，则民众应该组织起来抗拒纳税——“至再至三，继续进行，
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

江、浙士绅们在这场保护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宪政、民主素质相
当之高。单就其提出的——“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
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这一条，就已足以让后
人汗颜。朝廷虽然早已宣布预备立宪，但士绅们立宪维权的意识越高，朝廷却越是忌讳
；加以此次运动江浙学生非常活跃，北京9所“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
拒债筑路。朝廷自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伤害，遂有上述禁止绅商和学生“干
预国家政治”的谕旨的颁布。

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申报》刊文《论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讽刺
道：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诱掖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
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政府真想要搞专制，何妨明说，又“何必用其专制之手
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另一《政论》杂志亦明目张胆地刊文《今日中国之学
生宜与闻政治之事也》，赤裸裸地与朝廷谕旨唱反调；文章说，学生在全国民众当中，
相当于一种“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要立宪，必须让学生参与政治，没有学生的参与
，立宪不可能成功；如今政府之所以不准学生参与政治，不过是“以便政府之私图”罢
了。

反改革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

报纸刊物声援绅商和学生和批评朝廷的坚决态度，终于也招来了朝廷的打压。

1908年初，朝廷颁布《大清报律》。《报律》共45款，其主要规定大致有：报刊创办前
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
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
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
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出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
45款全文可点击阅读：《大清报律》）

上述规定当中，最核心之处，是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一事先检查制度的具
体规定是：“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
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
按律办理。”倘若此款法律被严格执行，则意味着报纸上再无可能出现任何针对朝廷的
批评之声。

事实上，朝廷意图控制舆论的努力早已有之。1906年由巡警部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
九条，实际上就是九条控制舆论的禁令，头两条尤为赤裸裸：“一、不得诋毁宫廷。二
、不得妄议朝政。”——《规则》出台前一个月，朝廷刚刚宣布要“预备立宪”，许诺
要将一切政务“公诸舆论”。

《规则》很自然地引发了媒体的愤慨。朝廷对外宣称《规则》系参照日本报律而制定，
政治立场倾向于立宪的《申报》，则参照日本报律，对九条禁令逐一驳斥，以揭破朝廷
虚伪之真面目。尤其于头两条驳斥最为用力。《申报》说，所谓“不得诋毁宫廷”，已
经违背了立宪精神，因为中国宫廷事务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譬如“皇室经费，既与政
务相混，内官制度又与政体相睽”，这些事情，报纸当然有责任记载和评议，若因此而
治报纸“诋毁宫廷”之罪，显然已经违背了“预备立宪之原理”。对于“不得妄议朝政
”，《申报》说，监督政府、促进政治改良，是报纸天然的职责，“报馆岂政府之臣属
，而可以禁之不议政耶！”政治立场倾向于革命的杂志《汉帜》，自然更不会放过这种
批判清廷的大好机会——

“七月十三日满廷颁布立宪之伪诏下，未几即有巡警部取缔报馆之规则，如不得诽谤宫
廷，妄议朝政。是夺全国人发言权，而有过于始皇偶语之禁也……出版、言论、集会三
大自由者，万国宪法中，共同遵守之通例也。而报馆则具有出版、言论两部性质，各国
文明程度之高低，皆以报馆之敢言观之……满廷方议宪法，即犯三大自由之二，是各国
以报馆监督政府，中国反以政府监督报馆。各国因专制而立宪，中国反因立宪而专制也
。”

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
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报律》尚未
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
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
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
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
由的条款。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
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
敌也”； 《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
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
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
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
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
”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
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
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反改革案例三：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

与舆论领域朝廷的压制和报界的抗争大约同步，朝野士绅在1908年前后已经比较充分地
联合了起来，成立了许多以研究宪政、呼吁宪政、开启民众宪政智识为宗旨的社团组织
，譬如政闻社、宪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国会期成会……等等，并掀起了一场请求
开设国会的大请愿运动。

运动由宪政讲习会发端。1907年9月，由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领衔，向清廷呈递
了全国第一份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
忧”，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内患”。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
专制政体，“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
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这样的整体，以前用来镇
压国内是绰绰有余的，但要用来抵御外辱，就远远不足了。因此，“民选议院不立”，
不但内患化解不了，外忧也同样无法消除。

请愿书还说，国会一定要速速召开。因为只有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及早成立”，然后制
定各种民法、刑法，实现司法的“完全独立”，使议院真正成为政府的监督机关，监督
一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
之声即起”，才可以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才能够防止“横征暴敛”和“官吏
肥私中饱”；如此，底层民众的怨言，也就可以销声匿迹，“内患”已除，外忧自然不
再是问题。

末了，请愿书还驳斥了当日流行的民智未开，不应急于开设议院等谬论。请愿书说道：
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有些则是“助长而使之增高”——“东西
各立宪国，惟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
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
开设国会，恰恰正是提高中国民众民智的重要途径。

这份请愿书的期望是：朝廷“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
议院”。

以此为开端，朝野士绅依托各种宪政社团组织，在1908年掀起了一场请求朝廷开设国会
的请愿高潮。迨至1908年3月，在这些宪政社团的推动下，河南、广东、江苏、安徽、
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都先后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京上书请愿。在
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之多，河南为4000余人，安徽有5000多人，江苏达
13000多人，最多的是山西，共20000余人。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选派代表赴京，
但都开展了请愿签名活动。报刊舆论请开国会之声亦连绵不绝，北京八旗士民亦有1500
多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朝廷大吏重臣，如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
抚林绍年，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都先后上折或电奏朝廷请求尽快开设
国会。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朝廷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在德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要
求朝廷“遇事弹压”，正中朝廷下怀。稍后，法部主事、政闻社成员陈景仁得知于式枚
有如此奏折，遂独自电奏朝廷，提议三年内召集国会，并呼吁将于式枚革职。1908年7
月，朝廷公然将陈景仁革职，又将其所在的政闻社查禁封闭，并查封了与政闻社骨干梁
启超等有联系的《江汉日报》。

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之外，朝廷还寄望于通过立法根绝请愿运动。1908年3月，朝廷
颁布了一份《集会结社律》，该律规定，一切“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
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这一条文的伸缩性如此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
所欲地取缔任何自己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朝廷有意颁布这样一份限制民众集会、结社
自由的法律，始于1907年12月的一份谕旨，该谕旨要求相关部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
，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限制”二字，将制律的目的说得非常直
白。

但该谕旨遭到了部分体制内改革派的抵制。1908年初，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会奏《结社
集会律》，很婉转地否定了这份谕旨，奏折说：结社集会种类很多，“除秘密结社潜谋
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他如以讨论宪政，研究事理、合群聚策为主旨的社团，对社会
没有任何危害，法律没有理由禁止它们。奏折还说，西方这样性质的社团非常之多，非
常发达。

这些体制内开明派的呼声显然没有打动朝廷的最高决策者，最终出台的《集会结社律》
，没有任何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保护条款，通篇都是镇压之词。朝廷自以为，此律出台
之后，那些宪政社团均将战战兢兢而迅速解散，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将迅速落潮。但
自由从来都是压制不住的，至清廷灭亡之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社团
，已有数万之众。

反改革案例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君主专制反较改革之前更盛

“剿抚并用”，是传统帝国惯用的政治手段，清廷在1908年也不例外。在上述一系列针
对民意的的严厉镇压之外，1908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
宪清单》，希望以此安抚民意，缓和压力。

但也恰恰是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彻底暴露了清廷心目中的“立宪”是个什么样子。
《大纲》全文不长，照录于此：

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

君上大权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
能见诸施行。

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
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
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
院议决。

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爵赏及思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
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
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
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
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闲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
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臣民中有舍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一、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一、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大纲》全文完）

整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均是“议院不得干
预”、“ 不付议院议决”、“ 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甚至于比立宪之前还要强大
，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如此搞法，这算什么狗屁立宪？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
，其中第二条貌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其前缀是“于
法律范围以内”，而那些法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经有详细叙述——民众有言论自由，
但禁止学生、绅商“干预国家政治”； 民众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
“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的自由，但《集会结社律》可以
取缔任何让朝廷不爽的社团和集会——越改越专制，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结束语

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终于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登上了专制的马车，一路绝尘而去
，清廷也将因此在三年之后灰飞烟灭。此种转折，《神州日报》早在1907年即已有充分
之预测：

“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
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
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
外二方面：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
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
日益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
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觉仰天而大
恸也！”（《论国民之前途与救国之责任》，载《神州日报》1907年9月1日）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
毕竟不当立宪。”（据恽毓鼎《澄斋日记》）

改革在这一年，死了。

baby

那年头，没有飞机大炮机关枪，要是科技一如今日，革命也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