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儿媳赵力平，悲欣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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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清）妈妈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
口述/赵力平 采写/周海滨

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
　　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作者系口述历史学人，著有《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