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共党解放初期的确缴了民间的枪

ssgo2008

　深入村落“收枪收马”

　　"与征粮建政同步进行的是“收枪收马”。解放初期一些被击溃的马步芳游勇散兵，都先后潜回到自己的乡村，把枪马藏起来，一种是想乘机复辟，另一种则是想私自贩卖到牧区。崔艺民的任务是要深入到每一个村落，了解每个回归官兵的状况，以政策攻心，让他们把藏匿的武器和军马主动交出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先后收缴各种步枪十七支，手枪两把，冲锋枪一支，手榴弹十三枚，受到区委的表彰。

　　在“收枪收马”的过程中，崔老说，军马很容易辨识，因为马步芳骑兵的马大腿上方都有一个三角形的火烫印记，但收枪却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少数老牌伪军，态度十分恶劣，硬是不肯把藏匿的枪弹交出来。在掌握了确切线索的前提下，崔艺民他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以攻心为策，最终还是从火炕、马棚牛圈里把枪支挖出来，这些枪支大多是用油毡裹起来，保存得十分完好。“收枪收马”工作的顺利进展，为农村的治安和新政权建设，消除了一大隐患。"

http://www.qh.gov.cn/dmqh/system/2015/01/23/010149482.shtml

ssgo2008

我所見的解放初期的順德

容志強

    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因父母早亡，很小就出來做事。15歲時，我在香港筲箕灣商會做雜役。當時，我隔壁住著進步報刊《華商報》的一名記者，這名姓鄭的記者一有空就給我講時勢、講革命道理，在他的啟蒙下，我參加了香港38個進步社團之一的“港九文藝青年聯誼社”，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新中國解放不久，在這38個進步社團的帶動下，約有5000名進步青年回到大陸投身祖國的革命和建設，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12月10日被批准入伍。1949年12月22日，這一天是冬至，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我正式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兩廣縱隊青年幹部班”的一員。入伍後，我們先到中山石歧竹秀園進行集訓。原來說是集訓三個月以上的，可一個多月後，我們便被分派到各地開始工作了。
    1950年正月十五，我們兩廣縱隊青幹班第一中隊被派到順德，而我作為第一中隊第三區隊的一員，在吳桂榮區隊長的帶領下，與順德工作隊隊員一起到八區（即現在的杏壇）進行徵糧工作。當時，這兩個工作隊的總隊長是趙直。那時的我只有16歲，身高143釐米，拿支“七九”步槍在手，槍比人高。最小號的軍裝穿在身上也顯得大，軍帽戴上後帽沿能遮住眼，36碼的軍鞋要把後面的鞋幫縫住才穿得穩……總之，就是一個“小鬼兵”。

解放初順德有三多

    解放前，順德土匪惡霸猖獗，鄉鄉都有被老百姓稱為“大天二”的匪霸橫行。“大天二”的名稱來自於一種叫“天九”的紙牌，這種紙牌裏有天牌、地牌、人牌，其中天牌最大，而“大天二”的意思是除了“天”，它就是老大，所謂“坐地食人”。這些“大天二”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持有軍械，靠向鄉人、商戶、工廠等索取保護費，收“行水”（珠三角地區當時以水路交通為主，過往船隻經過“大天二”的勢力範圍時須繳的過路費）、開煙館、賭館和妓院等方式斂財，殺人、搶劫、勒索無惡不作。
    據我所知，解放前最有勢力的順德“大天二”有均安的歐陽培，外號叫做“闊佬培”，他擁有自己的兵工廠，可以生產步槍和子彈，聽說他的兵工廠裏有印度人做事。此外，還有勒流的廖鐘，外號“大金鐘”，以及樂從的鐘添等。
    這些勢力比較大的“大天二”解放後大多逃到港澳，比如歐陽培和廖鐘逃到香港，開辦農場。據說他們的農場會收留順德的偷渡客，供他們吃住直到他們找到事做，這樣做的目的是培植他們在香港的勢力。後來，在台灣組織反攻大陸期間，歐陽培和廖鐘分別被任命為“國民黨反共救國軍順德支隊”的司令和副司令。這是後話。
    勢力大的“大天二”逃走了，可他們的殘部及眾多小的“大天二”在順德仍然活動猖獗。我剛到順德時，就看到有三多：
一是種罌粟的多。如均安、杏壇、龍江、龍山、樂從等地都較多種。由於“大天二”們向農民收購罌粟制鴉片，而順德這個時候的絲業衰落，種桑養蠶已經獲利不多，所以許多農戶就利用冬種的間隙，在桑地上種罌粟以增加收入。
    二是吸食鴉片的人多。到處可見“吹煙”的煙民，還有煙館營業。這些煙館一般都在二樓營業，有的為了障人耳目，把招牌寫成“樓上雲吞”（當時是從右至左讀為順），不明就裏的人以為樓上是吃雲吞的，事實上要倒著讀才對，即“吞雲上樓”。
    第三就是土匪特務多。他們不時襲擊解放軍和國家幹部，做垂死的掙扎。1950年1月，據說那天是農曆初七，縣軍管會稅務處稅務員朱元秀、伍金銘到龍江收稅時就被土匪殺害。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我們是正月十五到達順德的，因為馬上要到各區徵糧，縣組織部長特別給我們講這件事，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提高警惕。這兩位稅務員後來被定為烈士，葬在鳳山共青林附近。

反動傳單滿街張貼

    那時，我在鄉間不時看到一些張貼的告示，上面寫著“凡殺洋共一個100萬元，土共一個50萬元。”“洋共”指的是穿黃軍服的正式部隊的解放軍，“土共”指的是穿藍衣服、戴八角帽的地方幹部。而我，屬於他們說的“洋共”。
    那時的100萬元是多少呢？當時這種幣叫南方券，1萬元等於後來發行的人民幣1元，100萬也就是100元人民幣。這100萬元能買什麼東西呢？當時一擔米的價錢是9.3萬元。也就是說，我們的命不值10擔米。我記得自己當時心裏換算了一下之後很生氣：難道我們的命這麼賤？！
    記得有一次，我和三位同志一起到南朗徵糧，當地人一看見我們就大叫“兵公賊公到了！”就是說，他們把我們當土匪一樣看待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每一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都是提著腦袋在執行工作任務的。為安全起見，我們那時都是帶槍下鄉的。我自己因為年齡小、個頭小，所以下鄉時尤為小心，只要聽到身後有腳步聲，我會停下步子，讓後面的人先走，他超過我之後我再走。試想，我們穿一身軍服，目標明顯，處在明處，而敵人在暗處，不小心是不行的。

半夜下鄉繳槍

    正因為土匪惡霸猖獗，解放初一個首要的任務就是“肅清匪特”，我本人也參與過一次繳槍行動。大約在1950年初，那天我們兩支工作隊在隊長趙直、區隊長吳榮桂以及八區副區長邵經倜帶領下駐紮在吉佑。夜裏12點左右，我被人拍醒，說是要到古朗繳槍。起來馬上就出發了，但走的不是近道，而是繞到龍潭，經南朗再到古朗，走了2個多小時才到。到達古朗後，我被安排在橋頭看守，所以不知道具體的繳槍情況，但第二天清早，我了解到，我們收穫很大，一共繳了兩挺白朗寧輕機槍，七八十支步槍，四桑籮駁殼槍和左輪手槍。

強制鴉片煙民戒煙

    剛解放時順德吸食鴉片煙的人很多，所以那時對這些人進行強制性的戒煙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我在做這項工作時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一個杏壇的年輕人，是一條機動船上的舵手，他吸食鴉片很多年了，我們發現後把他關了10幾天，強制讓他戒煙，事情過後我也就忘了這個人。 一段時間後，17歲的我到當時的龍渚鄉任副鄉長。某日，有人告訴我一對年輕夫婦找我，我出去一看，並不認識，問他們找我做什麼？那位女的先開口說：“多謝你，同志。”我奇怪了，“多謝我什麼呢？”然後，他們才跟我講事情的原委。原來，這位男青年就是那位舵手，他們夫婦結婚6年了都沒有孩子，舵手被強制戒煙後不久，妻子就懷孕了。聽他們這麼一講，我很高興地說：“不要謝我，要謝就謝共產黨吧。”

微薄的工資

    解放初期我們的待遇是國家供給制，分為三等九級。這三等九級被我們通俗地稱為吃小灶、中灶和大灶，比如師級幹部享受的是吃小灶待遇，團級幹部則是中灶待遇。我的待遇級別是三等九級裏的最後一級，工資是多少呢？一個月15萬元。聽起來嚇人吧，其實跟前面說的100萬元一樣，是南方券，它只相當於15元。記得那時我每個月9萬元拿出來吃飯，剩下的6萬元要理髮、買肥皂牙膏，還要一點零花，基本用光。
    不過，對於有家庭的人來說，待遇還是不錯的。那時生一個小孩，國家補助15萬元，還幫他請一個保姆。我有一個朋友，陸續生了3個小孩，國家補助了45萬元給他，還給他請了兩個保姆，我們都說他發達了。他有錢之後嫌舊表不好，又買了一塊新的。那塊舊的我用五六萬買了過來，那個時候表是屬於很昂貴的奢侈品呢，我一直戴了好多年。
    那個時候，由於國家幹部收入低，工作量大，一直以來都比較富裕的順德農民是不大看得起我們這些國家幹部的。記得我下鄉參加土改工作時，一位農民兄弟和我相處一段時間後對我說：“你這個人是很好的，只可惜成副身家得個‘裹蒸粽’（指軍背包），連張凳都冇。”言下之意，他有女兒也不願嫁給我這個窮光蛋。
    當然，那時組織上對我們的戀愛婚姻要求是很嚴格的，大部分是組織介紹，介紹的對象也多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這不，我的愛人也是“革命同志”呢。

    編者注：容志強今年76歲，曾任順德縣土改工作組組長、順德縣人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順德縣統計局局長等職。本文由容志強口述，陳桂香整理。